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黄健翔：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

    足球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能令全世界无数人竞折腰？除了这项运动本身紧张激烈的对抗性、战术配合的多变以及球星出神入话的技术等表面因素之外，它还代表了些什么，对于足球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如果我们在谈论阵容、球星的同时不结合它背后的文化背景就无法领略足球的真谛；如果足球的影响只存在于球场和比赛中，那么就辜负了它全球第一运动的美名。这是一本有关全球足球文化的书，作者带领我们畅游世界著名足球俱乐部、拜会大牌球星和狂热的球迷，同时讲述了隐藏在足球后面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的渊源，并用足球、战术、球迷来透视世界各地的热点问题，展现一个你未必了解的足球内外的世界。    
    在当今世界，足球在某些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载体、甚至是一种宗教。一些足球俱乐部之间有着世代相传的恩怨，如果了解了它们各自的历史起源就能理解这些对手之间那种剪不清理还乱的关系的原因。比如这本书中讲到的一些著名的德比对手，它们之间紧张的对抗不光是邻居之间的相互不喜欢，而是有更深刻的宗教与种族的原因。比如格拉斯哥流浪者与凯尔特人这对冤家，它们的问题根植于英国历史上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19世纪苏格兰的天主教徒受到新教徒的排斥，天主教修道士担心新教的影响和渗透，于是创建了凯尔特人队，想利用足球反抗来自宗教的压迫并证明自己并非低劣；新教徒于是创建了流浪者队与之对抗，并开始了这对冤家长达100多年的宿仇。在人类历史上，体育运动一直是一个民族用于强健体魄，提升民族精神的重要武器，犹太人为了反抗纳粹的压迫曾创建哈科亚赫足球队来强健身体，增强自信心。另一对伦敦德比托特纳姆队和切尔西队的冲突也源自于对犹太民族的矛盾态度。上世纪初，在托特纳姆球队附近居住着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它因此被戴上了犹太球队的帽子，招致了许多其他球队球迷的迫害，尤其是同城对手切尔西。本来与体育无关的种族主义被用在了对手的仇恨中，本来对犹太身份并不认定的一方却逐渐将这种身份融入到俱乐部的文化中，而世界上有些球队却将犹太精神变成自身团队气质的一部分，如荷兰的阿贾克斯队。这时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它的球场中会挂以色列的国旗，球迷脸上的大卫星一直陪伴着它的比赛。    
    如果说足球在英伦半岛是宗教与历史的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在意大利则是金钱与权势较量的工具。尤文图斯和AC米兰在历史上的此消彼长其实是幕后的阿涅利家族与政治寡头贝卢斯科尼的较量。它们采取不同的策略去影响裁判和操纵媒体。对前者来说球队是家族的一个玩具，后者则利用球队来竞选，球迷们变成了竞选支持的基础，球迷俱乐部成为政党在各地的总部。政党的口号是足球助威的口号，党派成员的绰号与国家队队员的绰号一样。这种情况引起了意大利其他球队的不满和斗争。在足球王国巴西，几乎有1万名巴西球员在国外踢球，许多人宁可在法罗群岛等小国踢球也不愿回国，罗马里奥当年甚至要自己掏腰包支付队友的工资，巴西国内最好的球场设施也疏于维护，看球的人寥寥无几，球迷叫不全本队球员的名字，大量外资注入的巴西足球事业最终还是遭遇了失败。作者深入分析了这些现象的原因。在巴西，足球成了外资和本国腐败势力所利用的工具，而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足球是加泰罗尼亚民族精神的象征。政府官员们把俱乐部的事务当成国家大事一样讨论。巴萨博物馆是全市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它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珍藏着大批毕加索油画的博物馆。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使命感，它的球衣前不加广告，将足球作为一项艺术来崇尚。在弗朗哥统治时期，巴萨俱乐部一直是反抗独裁统治的中心，球场是唯一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可以尽情宣泄不满的地方。弗朗哥和阿斯纳尔总统都是巴萨的对头皇马的狂热支持者，皇马因此备得恩惠，但巴萨球迷没有把场上的愤怒带到场下，作者把这解释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实用主义精神。    
    如果想了解世界各地球迷们的真实生活，这本书可以满足你的这个愿望。作者带着我们来到世界各大足球胜地，和最狂热敬业的球迷一起观看激动人心的比赛，一起体验球场的气氛，歌唱本队，咒骂对方，了解观众们的每一种手势每一首歌曲代表着什么意思。我们会看到全世界武装得最好的足球流氓团伙以及最具破坏力和传奇色彩的足球流氓组织是什么样子，了解它们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和对欧洲文明的贡献。我们会结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足球流氓的头目，他是个爱读军事历史和希腊文化的特种部队成员，自己写书，还曾是硅谷的工程师；知道足球流氓组织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几种派系。足球流氓中有一少部分人是不可救药的恶棍，是全球各大赛事重点排查的对象，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是心智健全的无产阶级，这些人有体面的工作，家室，但大量酒精进入身体后会变得有些野蛮。他们为本队的荣誉和立场而战。在狂热地支持本队的同时也是球队所代表的利益的维护者。我们国家球迷的分野也越来越清楚。有人是AC米兰的铁杆，有人是国际米兰的死敌，有人就喜欢巴萨，有人就是皇马的拥趸。那么为什么喜欢这支球队，除了足球本身之外，还应该更多地了解一些它们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国际米兰代表着意大利北部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憎恨移民，在国际米兰赛场的看台上，种族主义的口号和标语要比贝卢斯科尼俱乐部的口号和标语多得多。AC米兰很受意大利国内大众的欢迎，但却受到知识分子阶层鄙视。巴黎圣日耳曼、切尔西、格拉斯哥流浪者、贝尔格莱德红星队，以及几乎一半的意大利球队以及欧洲大陆上太多的俱乐部都有着血淋淋的畸形法西斯史，现在这些都蜕变成了一种排外情绪，残留着致命的种族主义阴云。你在支持一个俱乐部的同时是否也认同它的文化和信仰呢？    
    在当今这个正变得越来越小，联系更紧密的世界里，各种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世界好像趋于一体化了，足球也不例外。足球俱乐部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地域的界限，有的球队像切尔西曾经一度没有一名英国本土球员。但是，足球又不同于麦当劳和阿迪达斯，娱乐和经济可以全球一体化，足球却是个例外，在多国球员同场竞技给人精彩的视觉享受的表面现象之下，你能否想象他们面对着怎样艰难的文化融合与冲突？一些有着强烈地反犹太情感的俱乐部被国外的犹太石油大亨买下了之后对球迷的情感伤害有多大？两支势不两立的球队之间的球员转会又能引发怎样的后果？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具有国际主义者的心胸和眼光，同时保留自己民族的情节。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这正如巴萨的精神,它表明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应该可以完全和谐共存的。你可以热爱自己的国家，甚至可以认为她要优于一切，而不必渴望支配或统治其他民族，或者对外来冲击采取自我封闭的策略。足球这个全世界无数人为之疯狂的有趣的运动折射出世间万物的本来面目，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体育运动的含义。    
    如果你是球迷，这本书让你沉醉于这项运动之余反思它超越体育运动之外的更深层面的意义；如果你不是球迷，这本书告诉你有关足球的故事，同时也为了解我们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1）

    英国足球流氓有几个派别，他们是如何起源的？除了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暴徒外还有一些“善良”的流氓，他们为自己球队的荣誉和立场而战。全球化改变了球队的工人阶级性质，年长的流氓首领在追忆往事中培训本队的年轻一代。    
    据我所知，与托特纳姆的“犹太佬军团”截然相反的例子只有一个——一个用辱骂犹太人的话来自豪地嘲弄对方球队的犹太球迷。我只知道他的化名是阿伦?加里森（Ala nGa rris o n）。    
    大约在30年前，他为了同警察周旋而改名换姓。从五岁时开始，阿伦就支持托特纳姆的西伦敦劲敌切尔西队（Che ls e a）。他完全有资格留名青史，而且决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怪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他就已经成为英国第一批足球流氓组织的头目之一，实际上正是他促成了这样一个群体的产生。在他的领导下——实际上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狱中度过的——切尔西开始成为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足球流氓组织，同时也是极具仇恨心理和破坏性的一个团体。    
    在详细描述这一团体对欧洲文明的贡献之前，我必须将阿伦定性为犹太人。而且这并非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定性。阿伦?加里森的父亲是德国人，曾是希特勒党卫军的中尉。盟军指控他在侵略俄罗斯时犯下了战争罪，但他们从未对此提起诉讼。当法国南部的英国军队击中了他的胃部和腿部时，他生命中的一切因此而突然发生了奇怪的逆转。他被盟军俘虏时浑身已是千疮百孔，于是被送到了爱丁堡的野战医院接受治疗。当他身穿病服，四肢无法动弹地躺在病床上，身家性命完全操控在敌人的股掌之中时，他却疯狂地爱上了照看他的苏格兰-犹太混血护士；而她也爱上了他。1946年，他们有了第一个亚利安-犹太混血孩子阿伦，之后又生了两个孩子。他们的结合注定要掀起轩然大波。女孩的家人和族人都狠心地断绝了与他们的所有来往。后来，他们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耻辱和羞愧，就带着孩子逃到了伦敦，在这里过起了一种清贫而隐姓埋名的新生活。    
    从成年阿伦的外表看——圆乎乎的脸，两眼下垂，英国式的牙齿，大大的眼镜，柔软蓬松的灰色头发——不管他的血统是什么，他在运动场上的时光必定极其艰辛；父母的异族通婚对他在球场上驰骋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愚蠢的犹太人，”那些没有同情心的小孩子们一边拳打脚踢地欺侮他一边大叫道。“去他妈的纳粹野人。”第二天他们又会这么骂，再次上演反对希特勒反犹主义的英雄壮举。阿伦的这种混血儿身份成了一种累赘。当母亲想让他举行犹太成人礼时，他断然拒绝了。他告诉这位可怜的女人他已经完全放弃了犹太教的所有信仰。从那时开始，他就崇尚异教，崇拜女神伊西斯（Is is，古埃及掌管生育和繁殖的女神，是埃及万神庙中最受人欢迎的女神，也是圣母的原型）。这是他的艺术课老师在古代文明课上曾经讲过的一种信仰。阿伦也作了其他决定。他要变得强壮起来，他决定练习拳击，用自己的拳头来教训那些胆敢侮辱他的笨蛋。他愿意做任何事来讨好那帮暴戾强悍的少年；通过与他们交朋友，他给自己找到了一把保护伞，来抵御一切侵犯他的人。    
    阿伦五岁的时候，他父亲让他暂时远离了打斗，那时他父亲已经是一名会计。他带着阿伦去观看当地的俱乐部切尔西在斯坦福桥（S ta mfo rd Brid g e）球场的比赛。当时的伦敦西区还没有寿司饭馆或拿铁咖啡吧（la tte源自意大利文，指牛奶；拿铁咖啡［c a fe la tte］由牛奶和咖啡调配而成）。那个时候，切尔西附近以及俱乐部内没有一丁点儿国际大都市的魅力。平时，大大小小的狗在球场外的跑道上互相追赶嬉闹着。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大部分英国足球场馆一样，偕德里也没有坐的地方，只有供人站着观看比赛的水泥台。无数的球迷都挤在这一层层的水泥台上，而检票员似乎永远也不会嫌人多。球场里洋溢着的激情与同志情谊深深地震撼了阿伦，这也是一种他想用来填充自己生活的激情。稍大一些后，他开始自己去看球赛并且与其他在偕德附近出没的小孩子们渐渐熟悉起来。他们热爱足球，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是，他们也喜欢捣乱。    
    在I963年一场与来自北方工业区伯恩利（Burnle y）的球队的比赛中，他们的捣乱行为进一步升级。几百名伯恩利球迷坐在斯坦福桥的北看台上，与偕德遥相对望。阿伦及其伙伴对于这么多外来者的出现很是愤怒。他们决定给北看台来个突如其来的拜访，教训一下伯恩利，让他们知道拜会切尔西要遵守的规矩。阿伦当时还不到16岁——许多伙伴年纪更小——因此他们的袭击很快就被一群三十多岁的男人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这些机械修理工和车间工人练就了一身强健的肌肉。“我被不偏不倚地踢了一脚，”多年之后阿伦向我回忆道。袭击开始后几分钟，阿伦就被一脚踢倒，滚下了好几层台阶。这群年轻人灌了很多酒才使得伤痛有所缓解。    
    但是，即使是酒精也不能洗刷这种耻辱。从在酒吧这一晚开始，阿伦和他的伙伴就开始策划下一赛季拜访伯恩利。他们采取了秘密行动战术，等混进伯恩利的人群后才开始发起攻击。结果非常成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伯恩利在那一天有多少人住进了医院，但是倒下的人数不少，以至于报纸对此也开始加以报道。英国的媒体从那时起开始关注这种威胁，并将其称之为“足球流氓行为”。    
    二    
    当我第一次在酒吧见到阿伦时，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哈雷戴维森摩托车（Ha rle yDa vid s o n）的发烧友。他穿着一件黑色缎子的奥克兰突击者队（Oa kla nd Ra id e rs）的夹克；他的头发两边短中间厚，像半条身体短粗的鲻鱼。一个倒置的五角星形状的巫术护身符垂挂在他的脖子上。在看到他几近中年的体格时，我就想，万一出什么事我至少能够跑得比他快。    
    阿伦迟到了20分钟，非常粗鲁地跟我打了招呼。“好，”他说，握着我的手，对自己的迟到毫不在意。我把他带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边。    
    “我给你要杯酒吧。”我提议道。    
    “可乐，我不喝酒。”他回答说，“我有过教训，在打架时喝酒对你没有好处。”    
    我们的对话刚刚开始，他就表示出自己的诚意来。“警察逮住我21次……我对暴力上瘾……我曾经想要停下来，但就是停不下来。”他给我展示身上的伤疤：手腕上的肿块，是骨头打碎之后没有愈合好而形成的；一条胳膊弯起来时，关节和肌腱没法正常吻合。在给我看这些时，他开始逐渐破坏了他想要塑造的自我形象。阿伦是一个说起话来就按捺不住的人，话题很多，观点也很多。我的笔在纸上飞快地舞动着，以赶上他滔滔不绝的话语：比如关于独裁政府的不足、英美对伊拉克战争的道义、亚历山大大帝的智慧以及加利福尼亚人的直爽性格等等。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2）

    当谈到他深爱的俱乐部切尔西时，他的滔滔不绝才停了下来。他指着酒吧说：“这是个你可以经常光顾的好地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这个酒吧得名于古老闻名的偕德，它曾经是切尔西流氓的居住地。事实上，酒吧就恰好建在了这个地方。只不过现在可以从一家豪华宾馆的大厅进入偕德——这家宾馆是在球场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豪华工程的一部分。在酒吧外的街角，就可以从英皇啤酒店（King 's Bra s s e rie）要一份龙虾。在偕德里，西装革履的白领们正在举杯谈笑。一台等离子电视里播放着按摩、切尔西俱乐部的其他服务以及场馆另一端的健康中心的广告。    
    全球化以及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给切尔西俱乐部带来的影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俱乐部所遭受到的影响都要深。从20世纪80年代它就与流氓联系紧密，到了90年代则与国际化融为一体。斯坦福桥的房地产发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球场上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的趋势也显而易见。切尔西聘用了意大利和荷兰的精英来训练球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浮华的异国印记。在他们的带领下，切尔西成了英国第一家没有一名本国球员的俱乐部。他们的新姿态加剧了俱乐部国际化的趋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阿联酋国际航空”（FlyEmira te s）开始在它的球衣上做广告。2003年，俄罗斯第二大富翁、石油大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 ma nAb ra mo vic h）买下了俱乐部的大部分股份，开始用他的财富打造一支具有冠军潜质的球队。    
    对于包括阿伦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些变化无疑是对俱乐部工人阶级基础沉重的一击，好像球队放弃了它最忠实的球迷而去追随那些昙花一现的随波逐流之辈。在这些变化中，有一件事尤其令人心痛。1983年，切尔西主席肯?贝茨（Ke nBa te s）提议将看球赛的球迷关在一个带12伏电的栅栏里，如果谁敢越轨就会遭到电击。“他们就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我们。”阿伦说。幸好当地政府干涉，这个计划才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对大众的伤害已经由此而生。    
    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大部分社会精英仍旧对足球怀有一种自命不凡的鄙视之情。在鲁珀特?默多克试图收购曼联之前，他的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对足球的诬蔑已是尽人皆知，它称足球是一种“贫民窟里的人进行的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指高阶层人士向原为穷人居住区的移居，结果导致低收入人民的流离失所。贫民窟运动”。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称是中产阶级价值的主要倡导者，也表现出这种与其他人一样的傲慢。这位铁娘子的好友肯尼斯?克拉克（Ke nne thCla rk）说她“认为球迷是内部的敌人”。在她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撒切尔多次明确地表示自己要与流氓行径斗争到底。在I989年，她的政府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借口来采取行动。在谢菲尔德（S he ffie ld）希尔斯堡球场（Hills b o ro ug hS ta d ium），95名观看利物浦队与诺丁汉森林队比赛的球迷被挤压在看台的围栏上窒息而死。为了应对这样残忍的行为，政府下令将球场只供站立观看的看台翻修成一排排的座位，就像剧院里的座位那样，球场中安装了摄像头以记录这里发生的一举一动。整顿球场治安最终成为了一项严肃的工作。    
    这些新要求改变了球赛的经济状况。为了给体育场的重建工作提供足够的资金，球场的老业主们，大多是一些白手起家的小商人，引入了大量的新资金。这当中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狡猾的城市投资者，他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庞大的垄断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未经开发的利润中心。新看台上有豪华的包间出租给各大公司。俱乐部的股票上了市，他们还提高了门票价格，将联赛的电视转播权出售给鲁珀特?默多克的卫星网络，这些计划实行得天衣无缝。一个更为富裕的新球迷群体开始在更安全更舒适的体育场里观看球赛。很多女球迷也第一次出现在了看台上。    
    但是这些转变是付出了代价才实现的。新的观众群体破坏了球场上以前那种喧闹的工人阶层氛围。阿伦在解释这种改变的时候，提到曾经有一度“有一万人去体育场，里面有六千人都是来打架的。其他的是去看打架的。是的，他们会说他们觉得恶心。但是事后在酒吧你问他们，‘你看了比赛还是看了打架？’”他向后仰着，装得一本正经地说，“‘噢，当然是打架了。’”阿伦对自己的观察都觉得好笑。“现在，人们只想去看比赛，那样他们就可以说”——他装成一本正经的样子——“‘看！我很酷。我看过切尔西的比赛了。’当我站起来唱歌时，他们会说，坐下。’”    
    在不知不觉中，阿伦将反对全球化最基本的文化论点——主要是来自《拒绝名牌》（No Lo g o）的作者内奥米?克莱恩、砸烂麦当劳的法国农民若泽?博韦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观点——归结为：跨国资本主义破坏了传统和本土文化，使一切都变得同质化失去了本土特色，并且还剥夺了当地无产阶级和农民深爱的东西。人们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论点如何在总体上适用于英国足球，尤其适用于切尔西。当我去观看一场在斯坦福桥的比赛时，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美国投资银行家和他的拉美女朋友。我们坐在球场中阿伦?加里森和他的小流氓同伙们曾经占据的地盘上。与格拉斯哥满嘴唱着辱骂歌曲的球迷相比，切尔西的球迷像是聆听交响音乐会的听众，只有几个健壮的家伙轻声咕哝着挑衅性的粗话。他们小心地将自己的声音降低到只有自己听得见的程度，这样在场内拿着小型摄像机巡视的警察才什么也发现不了，也没有理由没收他们的门票。（阿伦被没收了三次。）    
    但是对切尔西球赛经济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引发的问题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首先，比赛并没有变得完全中产阶级化。当然，切尔西的票价可能比较高——大概50美元一张——但这也没到贵得买不起的地步。即使在时尚的伦敦西区，这个可能是英国雅皮士最多的地方，切尔西还是成功地吸引了一大群工人阶层观众。现在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这是一个混合群体，包括了体力劳动者、管理人员、清洁工和广告行政官。在英国的历史进程中，这可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进步。    
    面对这种群体力量的日益壮大，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市场并不总是由个人利益控制着。英国的足球作家们经常将旧式俱乐部的所有者描述成仁慈且具有公益心的公民，在为他们的工人阶级朋友做好事。但这只是一种对从未存在过的社会市场的怀旧之情。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比赛中赚到的钱很少，俱乐部的所有者只能听任球场变得破败不堪、到处都是安全陷阱，受人责骂。实际上，他们对待球迷的方式就好像球迷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冷淡疏忽最终引发了完全崩溃，这就是导致社会衰退的破窗理论的一个缩影。球迷们也开始认为生命不值一钱。他们每周末都会将彼此打得半死。对这种古老文化的消失表示悲哀同时也会对消失的传统以及氛围而满怀感伤。事实上，这是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一种对所有的本土事物加以颂扬的趋势，即便它们应该被抛在身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足球流氓对年轻时代的缅怀是最真实诚挚的怀旧。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3）

    在遇见阿伦?加里森之前，我曾经读过他写的文章。在切尔西网站上浏览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网页。这个网页的内容是阿伦从讲述自己年轻时代流氓生活的传记体小说《我们是北看台》里摘录的一些内容编辑而成的。这本传奇式的作品以冒险流浪事迹为题材，讲述的是一群朋友周游英国和欧洲，到处寻衅闹事的故事。在手写稿里，他称自己为阿伦?梅里尔（Ala nMe rrill）——他使用的一些化名已经使他远离任何自证其罪的供词，而这个笔名与化名更是相去甚远。    
    阿伦的文风出奇地清晰华丽。但是如果以小说家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是有些许不足。这个梅里尔的角色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自我牺牲精神，他总是挺身而出，保护无辜的旁观者。他像个英雄一样制服每一个对手，场场必胜。（“一个[流氓]拼命回击，一拳向梅里尔挥来，但他轻易地躲闪开去，一把抓住了向他挥来的手腕。然后他迅速将那小子拉过来，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支点，翻身将对方重重地摔在球门柱上。”）不过，从很多方面看，这还是一部令人惊奇的表现自我的社会学作品。阿伦并没有把自己的伙伴描述成追求崇高目标的反叛者或者一群演绎贫穷所带来的反常状况的怪兽。他们只是一群普通的青少年，身陷于暴力的世界，而且没有任何脱身逃离的愿望罢了。    
    阿伦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流氓，他非常细心地阅读军事历史和新闻报纸，而且酷爱希腊文化。他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阅读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作品上。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阿伦一定很懊恼自己没有早一点儿想起来写自传。他开始着手写作的时候，已经有三个朋友将自己的手稿送到出版商那儿了。“大嘴唇”史蒂夫?希克莫特（S te ve“Hic ke y”Hic kmo nt）在阿伦入狱期间取代了他在切尔西的位置。他出版了《为比赛做好准备》。他的同伴“胖子”克里斯?亨德森（Chris“Chub b y”He nd e rs o n）写了另一部自传。还有一个叫马丁?金（Ma rtinKing）的写了一本《流氓球迷》，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些都十分畅销。阿伦觉得他也有一连串有意思的故事要讲，于是就将自己的手稿送到朋友的出版社。其他三人都是与人合著的，而阿伦则是完全自己创作。也许他希望自己未加修饰的真实声音会占据优势，获得好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受到了婉言拒绝——这是拒绝流氓的唯一一种方式。“他们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太暴力了，而且右翼倾向严重。”    
    但是，如果出版商们说实话的话就会给他另一个解释，那就是市场上不能再出现另一本有关足球流氓的自传了——至少是不应该再有了。除了有关切尔西的书之外，来自西汉姆联队的球迷流氓组织“内城团伙”（Inte rCityFirm），卡迪夫城的“灵魂帮”（S o ulCre w），朴次茅斯的“657帮”（657Cre w），以及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俱乐部的足球流氓们都出版过他们自己内容单调，冗余重复的自传，比如《想挨揍吗？》、《城市狂人》等。如今，伦敦街角书店里的体育运动专架上充斥着这些流氓文学。这种题材已经不仅局限于第一人称的叙述。道吉?布林逊（Do ug ie Brims o n）和埃迪?布林逊（Ed d yBrims o n）两兄弟已经获得特许权，出版用人类学来研究足球暴力的流行书籍。他们将自己剃得光光的脑袋和刻意摆出的滑稽险恶的眼神摆在封面上；并且书中大量引用流氓话语，且书名以《欧洲垃圾》、《死刑：伦敦暴力足球的追随者》等字眼命名。一个名叫约翰?金的（J o hnKing）小说家写了整整一书架的流氓小说，大多也是关于切尔西的。另一个书架上则是有关于流氓时尚和地下流氓经济的书；还有学者撰写的大部头书籍，希望趁机以色情细节描写吸引读者而赚上一笔。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足球流氓已经变成了黑帮说唱歌手或者黑手党一样的角色，成为了一种被美化以及商品化了的罪犯。当英国广播公司（BBC）觉得自己的收视率不佳需要提高时，就会从大量的流氓纪录片中挑一部来播放。每个月似乎都有一家英国报纸或杂志刊登一篇报道，讲述国内流氓的行为或者他们在国外的影响。直到我亲自去了切尔西之后，才对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深有感触。在富勒姆大道（Fulha mRo a d）上，我遇见了一个小贩在摆开桌子出售帽子和别针；这些东西上面都印有骷髅头标志，代表着臭名昭著的“猎头帮”。在球场内的看台上，我看见一个身穿猎头帮T恤，头发梳成钢针状的少年。球场保安放他进来的时候一定很放心，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哪个足球流氓会傻到这样招摇过市。    
    这种流氓产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英国足球中产阶级化已经达到鼎盛时期，以至于传统形式的流氓行为已无法继续蓬勃发展下去。当然，流氓们照样打斗，只是不再在球场内。阿伦是这样向我解释打斗技巧的：“你打电话给对方的头目说，‘好，两点特拉法加广场见。’然后你就希望在出手之前警察还没有到达。有时候会打上一架，有时候看见警察过来，就只好走开。”对阿伦来说，这种流氓之间发起挑战的新形式糟蹋了打架的快感，因为在狭窄的场馆走廊或者看台上打架要让人感觉爽快刺激得多。有了事前的准备，“打斗就失去了它的自发性和即时性。”因此，他对现代足球流氓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质疑：“如果足球暴力不在球场内发生，那还算得上是足球暴力吗？”虽然让他承认这点很痛苦，但他不得不认为流氓习气已经被驯化了，或者说已经被驯化得足以成为被迷恋和崇拜的对象了。现在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市场对足球流氓有这样强烈的兴趣了。从根本上来说，足球流氓是一种浪漫的反叛者，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与警察对抗。并且，他们不仅仅是虚无主义者。他们在为俱乐部的立场和荣誉而战，这一点与那些爱好和平的普通球迷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些球迷    
    ——他们也是构成这个自由和平的英国的一分子——却完全放弃传统的道义而成为恶棍呢？    
    流氓文学并不试图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这种文学通常采用忏悔的形式，目的是使读者感到震惊。（随便引用一下阿伦的作品：“那人脸朝下跌倒在平台上，后脑勺上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从中喷涌而出。”）但是，作者们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找个理由。也许他们确实抛弃了传统的道义，但仍然在其附近徘徊。流氓们通常都会美化自己的暴力行为：比如他们从不攻击无辜的旁观者，也从不使用武器。很多时候，这种试图为自己开脱的意图与专横的恐吓叙述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喜剧性的效果，充满了欺骗和恐吓。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4）

    像其他人一样，阿伦删除了故事中令人不愉快的部分，省略了一些很有趣的自传性细节。这未免太糟，因为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从他成为切尔西队的足球流氓开始，他就承认自己沉溺于暴力以及引发暴力行为的肾上腺素中。他说：“恐惧是一种毒品，英雄和胆小鬼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但它比性要好，也持续得更为长久。”他认定了自己需要一个像毒品一样可以经常吸食以产生快感的事业。在他离开学校之时，伦敦正全面沉浸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尚中，他却极力反对这种日益显露的嬉皮士的时代精神，去报名参了军。更为特别的是，他自愿加入了一支特种精英部队，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施展自己深爱的暴力技能。    
    阿伦开始过着一种奇怪的双重生活。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有时，他的职责会涉及到执行秘密的打斗任务以及训练某支部队，但他不想透露这支部队的身份。一到周末，他就回到少年时代的足球暴力活动中。他猜想部队可能知道自己的这种双重生活——他有那么多前科，他们怎么会一无所知？但是只要他及时完成平时的任务，他们并不太介意他在周末时搞的破坏活动。作为这种双重生活的一部分，他也开始接受了常规的束缚。他结了婚，有一个女儿。虽然妻子恳求他放弃暴力，但她还是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他。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前，“她已经从她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过我。我们是在一个办公室的圣诞晚会上遇见的。在我自我介绍之后，她说：‘我不想认识你。你是个该死的流氓。’”但她却从来没有指责阿伦当初欺骗了她，给了她一个虚假的许诺。    
    阿伦的双重生活互相弥补相得益彰。“我天生就是打架的料，我没法停止或放弃。”他这样说到。他的伙伴们也不想停止。阿伦说有八名士兵加入了他的流氓团体，给打斗带来了一种职业水准。在一次去美国的旅游中，阿伦走私了一些CB机（也称市民对讲机，即Citiz e nBa nd Ra-dio，在美国一般是州际卡车司机使用的市民波段收音机，便于司机间或司机与车站保持联系），这种对讲机当时在英国还是违法的。他用这些对讲机来协调和指挥攻击行动。这些流氓士兵会画出体育馆和周围环境的地图。阿伦则置身于打斗之外，用双筒望远镜和对讲机的汇报来跟踪场内的情况。“我们就像消防队员，有人遇到麻烦，需要帮助，我们就会赶过去解决问题。”    
    但是这种双重生活之间也有过矛盾；而在I977年，这种矛盾变得无法调和。这一年，切尔西队去西南部的朴次茅斯参加一场比赛。在比赛结束时，阿伦和他的朋友们开始强行进入朴次茅斯球迷的观众区。阿伦刚跟对方的一个球迷交手就有人拿了一根铁棒在他根本没有看见的情况下向他的后脑勺砸来。这个偷袭者又在他的手上砸了一下。但是不幸的是，他没能将阿伦完全打晕。阿伦站起身来，抢过铁棒，用力回击。他一棒砸在对方的脸上，将其一只眼睛从眼窝里打了出来。“那只眼珠子还挂在他脸上。”他承认到。阿伦运气不好，警察在这个时候过来了，被打出的眼球和他手里握着的铁棒都无法证明阿伦不是无辜的。    
    在法庭审判他的时候，阿伦将自己骨折的手和脑骨的X光片出示给法庭，以证明自己是在正当防卫。但是这个证据还是敌不过警察的目击证词。法官判定阿伦谋杀未遂。他离开家人，在达特穆尔（Da rtmo o r）监狱待了将近五年。    
    四    
    我第二次去伦敦的时候，阿伦在他家附近的芬奇利大道地铁站旁的商店与我见了面。我们沿着街道往前走，准备去韦瑟斯庞（We a the rs p o o n）酒吧喝一杯。当我掏出钱包要付账时，他拦住了我。    
    “我是犹太人，但不是那种犹太人。上次是你付的钱。”    
    阿伦穿着一件喷枪绘出的蝎子图案的T恤，这是他几年前在旧金山的一个市场里买的。他告诉我：“这是从一个艺术家那儿花75美元买的。后来我发现这笔买卖不错。”与阿伦的谈话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谈到了湾区（Ba yAre a）。在20世纪80年代，在从监狱里出来后，他做起了美术设计的营生，专门设计电视游戏。90年代他的一个朋友到了硅谷，正好赶上当时网络热潮兴起，阿伦就跟着他去了加利福尼亚。不可思议的是，移民归化局竟然忽略了他的犯罪记录，给他发了一般工作签证。他就在旧金山郊外给自己买了栋房子。    
    “那网络热潮到底是什么样的？”我问。    
    他停顿了一会儿，想了想，这很不像他的风格。然后用不太相关的话回答说：“老天，那儿的女人真是骗人的老手。在酒吧里，她们就像见了大粪的苍蝇一样围着你。有一天我正跟一个年轻的女人聊天，她就对我说，‘你要不要去我那儿？’然后她从钱包里拿出一样东西。‘这是我的艾滋病证明。我已经检查过了。’我问‘什么’？她说，‘我已经检查过了。’我说，‘什么时候？’她说，‘三星期之前。’我就说，‘从那以后你跟多少男人搞过了？滚一边儿去。’”他摆着手，觉得自己的故事很好笑。“那儿的女人就像鲨鱼一样贪婪狡猾，特别是带着英国口音的。”    
    阿伦在书里经常回忆自己在加州的生活场景，并将其与英国的生活进行比较。这样的对比很是鲜明。但是阿伦也夸赞自己弥合了文化之间差异。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奥克兰突击者队的夹克，那是一身很合适的装束。在美国所有的足球俱乐部当中，突击者队以拥有忠实的工人阶层球迷而著称，他们同英国的流氓球迷情形相当。在身为美国人的日子里，阿伦热诚地支持突击者队，而且他对这支球队的热情仅次于切尔西队。“我们试着教他们怎样像真正的流氓，”他跟我说。在圣地亚哥的一场比赛里，他组织突击者队的球迷在停车场里“跑”了一圈，沿路拳打主队的球迷，那帮球迷正在烧烤架上翻着热狗。“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自己。”    
    开明自由的加利福尼亚北部并不是一个适合切尔西流氓待的地方。与其他俱乐部不一样的是，切尔西已经和新纳粹右翼扯上了联系。我在BBC的一个纪录片里看见过许多切尔西流氓专程到集中营遗址去旅行，以便在那里缅怀希特勒的成就。他们大多是阿伦认识的那些人，在那里他们向游人行纳粹礼，并且弄了一些集中营用具作为个人收藏品。还在伦敦时，他们就为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提供人身保护。    
    英国足球流氓的这一历史至多能称得上是主流年轻文化的一种扭曲的反映。首先，在阿伦的鼎盛时期，足球流氓模仿早期唱《我想牵你的手》（I Wa nt to Ho ld Yo ur Ha nd）的披头士的非政治反抗，只当这是一种娱乐，为了好玩而已。后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足球流氓开始涉足激进的政治运动。只不过他们崇尚仇恨与武力，无法与热爱和平的人士站在一起。他们选择了相反的方向，成为英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原始法西斯的先锋。当青年运动转向愚笨无知、虚无主义和叛逆（庞克）之时，切尔西运动变得更无知、更虚无、更叛逆了。阿伦服刑的那段日子，社会上对纳粹的崇拜成了一种美德。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5）

    随着切尔西流氓数目的增加，他们开始分成一个个名为“团队（firm）”的小组。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称自己为“切尔西猎头帮”。在每次攻击后，他们会留下一张名片，上面有他们的骷髅头标志和一句话：“你已经被切尔西猎头帮提名并被修理。”除了和极右组织有牵连外，猎头帮还和 “英国民族党”是英国宣扬种族主义的极右党派，尤其是伦敦地铁被炸后大肆宣传排外理论。所谓“白色革命”，是指在不流血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使其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转化的革命，也被称为“不流血的革命”。犯罪集团有染。他们开始贩卖毒品，还靠敲诈勒索迅速致富。像洛杉矶的血帮（Blo o d s）和瘸子帮（Crip s）那些街头帮派一样，他们将这些钱花在豪华轿车和名牌服装上。另一个与各个俱乐部流氓形成联盟的组织名叫“战斗18”（Co mb a t 18）。这一绰号是把阿道夫?希特勒（Ad o lfHitle r）的名字和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用数字来表示的方法而形成的。A转化成了第一个字母1，H是字母表中的第八个。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组织是宣扬种族主义的英国民族党的安全力量，它充分利用了仇外情绪而且运气极佳，从而在大选中得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虽然英国民族党仍公然崇尚纳粹，但“战斗18”对它的温和政策却大失所望，对民族党拥护选举政治的社会改良主义态度也极为不满。战斗18希望进行白色革命，进而在移民区引爆长钉炸弹（一种自制炸弹，用铁钉、金属碎片和长钉制成），在奥尔德姆（Old ha m）煽动种族暴动，还策划绑架左翼女演员范尼莎?雷德格雷夫（Va ne s s a Re d g ra ve）。    
    虽然阿伦自称是右翼派，他仍然将自己的政治取向看成是主流的。他的大多数观点都同电视访谈节目中保守的政治批评家所述无异。但是他有着很明显的战斗18背景。许多右翼恐怖核心人物都和他的经历相似。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和阿伦一样，在被警察盯上之前，都曾经在特种部队里服过役。所以我问他：“谈一谈战斗18怎么样？”    
    每次一谈到像这样的敏感话题，阿伦就会让我关掉录音机，放下笔。但这次他没有。他把手里的可乐放到一边。“首先，整个这些种族斗争之类的话都是胡说八道。他们是民族主义者。战斗18里就有不少黑人……这就是我对整个种族主义这件事的看法：都是胡说八道。如果有人来到这儿（英国），就像科杰克（Ko ja k一个黑人切尔西流氓），他当自己是英国人，用英国口音说话。他说：‘我在这里长大。我是英国人。我根本不在乎我的父母是否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他会为任何与英国有关的东西而战。他就是右翼战斗18的成员。那不是种族主义右翼，而是民族主义右翼。”他对自己的观点很坚定。    
    “那么犹太人呢？还有托特纳姆的犹太佬军团？这些会让你烦心吗？”    
    “没有人让我烦心。他们只是在开玩笑，但是我为自己是个犹太人而自嘲。”    
    他说话的时候，我想起前一天晚上看过的纪录片。片中有一个切尔西流氓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给英国的反法西斯激进分子寄来明信片的场景，他们在明信片上写道：“多么希望你也在这里，这样你就能看见我在你妈的尸骨上撒尿。”    
    五    
    新经济也许没能走过20世纪90年代，但它留下了一种新的行业：咨询顾问业。各行各业都有咨询顾问。为什么流氓主义就不能有？阿伦现在不再经常打架了，他和切尔西其他半离退的流氓们给一群青少年做起了顾问和教练。这群年轻人自称青年团。“我们帮他们策划。在他们打架时，我们就在后面拿着地图和手机观战。”这群老流氓干涉年轻一代的活动，是因为他们不想完全放弃斗殴时的所有快感——而且还可以怀念自己的年轻岁月。他们也觉得对培养自己如此长久的这个组织有一种责任感。“我们觉得对这群年轻人有种责任和义务，”阿伦对我说，“我们希望他们成功。他们是切尔西的人。我们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    
    像大学里的校友会一样，这些半离退的老流氓也很重视彼此的情谊。他们通过网上论坛来保持相互之间联系，并且在那里讨论青年团的事，讲述斗殴的故事并互相交换对深爱的俱乐部的看法。毫不奇怪，对于这样一群怀念过去的人来说，他们的许多帖子都是关于同伴们出版的自传中对自己形象的刻画的内容。他们尤其关注敌对俱乐部球迷出版的书中对切尔西的描述。为了应对赫尔城的一个流氓写的自传，一个称号“猴架子”的人毫不理会这本书作者的大胆尝试：“我们用了一小帮狗屎饭桶就占领了那座城市，他们躲在银色鳕鱼小酒吧那里，在那里他们才安全……至于这本书，我们不再说什么，看见它就立马想起了大粪纸。”在读完一篇西汉姆联队的传记之后，一个响应者怒斥道：“纯粹的编造！这是他们诋毁切尔西的唯一伎俩！”    
    当俄罗斯-犹太籍的石油大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 ma nAb ra mo vic h）买下切尔西的时候，我急忙上网看看他们的论坛上对此事的评价——尤其想看看阿伦会不会参与评论。这个论坛很郑重地宣称：“欢迎来到切尔西流氓论坛。此论坛不为任何组织暴力或种族评论提供平台。”不用说，这种警告并没能真正阻止反犹太主义。阿布拉莫维奇买下切尔西之后，立刻就有一个名叫“西肯肯”（We s tKe nKe n）的家伙在论坛上抱怨道：“我喜欢钱，但是大卫星马上就会从（斯坦福）桥上陨落。”其帖子的标题是：“对罗曼是犹太佬无话可说。”有零星的几个评论支持西肯肯的感伤。因为阿伦曾几次口头攻击过托特纳姆，但对于西肯肯仇恨犹太人的情绪他的反应敏感，这实在有点儿出人意料。但他确实如此。阿伦出现在论坛上，给西肯肯回了一个严厉而书卷气的训斥：“犹太佬是指那些支持（托特纳姆的）胡说八道的人。而犹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个绝妙的回答。他用一种流氓的方式为自己的犹太人同胞辩护。而对阿伦唯一的回答就是：“对，我忘了你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阿伦还能造成多少暴力事件？他说自己已经开始从事作为兵痞的第二项事业，在一家出租雇用兵的德国公司工作。他提到了自己在克罗地亚和科索沃的工作。在上一次去巴尔干地区时，他告诉妻子自己只是去那里训练士兵，不是去打架的。“她觉得我太老了，身体也不如当年，不会再打架了。”但是他回来的时候，有一天和妻子在家里看电视，在不停地换台时，无意中看见了一个关于科索沃战争的纪录片。开场的镜头是正在战斗中的阿伦。“那天晚上她很生我的气。”    
    那些打架斗殴的日子或许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阿伦说他还没有完全从流氓事业中退身下来。他说大概每年有四次，通常是在对托特纳姆的比赛之后，他自己就会出去打上几拳。我不太确定要不要相信他。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他居住的地方，看看生活中的他是什么样子。我想看看他与真正的流氓到底有多像。    
    比赛那天，我看见阿伦和他的几个朋友在斯坦福桥不远处的百货商场的二楼酒吧里。阿伦喝着可乐，在一张桌子旁走来走去。他给我介绍了他最好的朋友安格斯，并且提醒我在他的自传里提到过他。安格斯带来了自己二十来岁的女儿。他们三个正在为安格斯收到的黄色短信而开怀大笑。在他们边上，有一张桌子坐满了阿伦的其他朋友。只有安格斯的女儿穿了一件球衣。“我们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希望能混在人群里。”阿伦说。    
    但是从他们的长相和举止看，这些人并不像真正的打手或暴徒。事实上，他们好像并不是那种经常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大打出手的人，就更别说他们最近对一些狂暴的反社会者大动干戈，对其下身拳打脚踢了。    
    我告诉阿伦在街边的一个酒吧里看见了这周末的对手曼城队的球迷。“他们只是坐在外面喝酒。他们可以那样吗？不会有人过去教训他们吗？”我向阿伦描述了一下那家酒吧的外形。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6）

    “那是一家切尔西酒吧。”他告诉我。    
    他转过身，告诉一个朋友：“弗兰克说有几个曼城的球迷在街那边。他们在切尔西的酒吧里。这不太好。”他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很生气。    
    他的朋友从桌子上抬起头来，看着我。刚才他正在从朋友中筹集资金准备租一辆货车去利物浦看下周的比赛。“阿伦会去试一下的。如果托特纳姆在这儿，他可能还会出手。”他转了转眼珠说道。另外，就算不是年纪太大打不动了，他们也不会蠢到在离场馆那么近的地方打斗。那种形式的战斗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酒吧外面都有很多警察在巡视。    
    我和阿伦穿过房间走到安格斯和他女儿身边。安格斯有点醉了，酒吧的保镖正试着把他扶到座位上，以免撞到人。    
    安格斯开始讲述一次去诺丁汉森林俱乐部的旅行。“只有我们俩，对方也只有两个人。警察看见我们向对方走过去觉得很滑稽，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他们就看着我们打了起来。当然，这个家伙，”他指着阿伦，“他得对付那个小个子笨蛋，我来对付那个高个子男人。”他手脚比划着，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我跳上去，一口咬下了他的耳朵。”    
    他转向女儿，笑得弯下身子，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这就是那些日子。”阿伦说。他们又继续描述那些狂躁且不可思议的戏剧性的故事。几分钟后，我们和人群一起开始往比赛场地走去。当我们站在自动扶梯上时，阿伦拉起自己的裤腿，露出一截牛仔皮靴，上面带着一个铁尖：“这踢起来很带劲儿呢。”他走下电梯的时候，醉醺醺的安格斯向我俯过身来，在我耳边低语：但是最后一次用它们踢人又是什么时候呢？”    
    足球界最黑暗腐败的制度何以产生了最美丽的技术风格和才华横溢的球星？球队的恶棍经营者们过着怎样腐败的生活，从贫民窟走出来的百万富翁贝利，为反腐败而与足协的资本家斗争，但他又真的能脱开与贪官们同流合污的命运吗？


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1）

    当球员们在里约的圣雅努阿里奥（S o J a nu rio）足球场进球的时候，他们仿佛会看到耶稣受难时的情景。在球门后面不足20码的地方，有一座始建于中世纪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教堂——胜利女神大教堂（OurLa d yo fVic to rie s）。一个黝黑的木十字架从教堂污秽的玻璃窗伸了出来。球网左边几码远处，在角球位的视线内，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布满了基座，上面矗立着圣母玛利亚和其他神像的水泥小雕塑。这是人们对于在巴西这个足球文明的摇篮举行足球赛的期待：超凡脱俗。    
    圣雅努阿里奥球场属于瓦斯科?达伽马（Va s c o d a Ga ma）俱乐部，这个球场本身就是巴西足球的圣地。在俱乐部的传奇历史中，球员完全体现了里约热内卢的这种酒神戴奥尼索斯似的耽于声色的禀性——例如1994年世界杯赛的明星罗马里奥。他用逼真的假动作弥补了对奔跑的毫不掩饰的厌恶。每个里约热内卢的记者都告诉我说他的教练都拿他没有办法，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要求他离开沙滩，离开酒吧，参加球队的训练。    
    2002年，罗马里奥抛弃了瓦斯科俱乐部转投同城的对手俱乐部。从他离开时起，圣雅努阿里奥球场里最具号召力的人物肖像就不再是某一名球员了。在胜利女神大教堂的正上方，你可以从紧挨着足球场的塔楼上悬挂下来的一面巨幅广告条幅上看到一张男人的肖像。这个人长着一张面无笑容的脸，灰发秃顶，下巴多肉且戴着一幅硕大的金边眼睛。他名叫尤瑞科?米兰达（Euric o Mira nd a），联邦议员，也是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总裁。广告宣传吹捧他是“抵抗的标志”。当我造访圣雅努阿里奥足球场的时候，这种标志随处可见。他竞选连任的标语牌—— “一个反对强权的声音”——贴满了整个足球场的外围。在圣雅努阿里奥正门对面的大街上，一辆福特Es c o rt车的车顶扩音器中传出的桑巴舞歌曲唱到：“尤瑞科是穷人的代表。”一进入球场，一面竖立在中场位置上的旗帜上醒目地写着：“激情献给瓦斯科，为尤瑞科效力。”    
    美国人称他们的体育运动队为“授权经营”，巴西人永远不会容忍这种称呼。因为它与麦当劳连锁店以及干洗连锁店一样有着太多的商业意味。取而代之的是巴西人称他们的球队为“俱乐部”，因为多数巴西球队实际上就是俱乐部。俱乐部里有游泳池、餐馆、网球场、棕榈掩映的花园，还有收费会员——确实是中产阶级周六下午的好去处。虽然俱乐部也给球员付钱，可还是保留了作为非营利性业余组织的地位。这意味着他们的财政不接受公开审查，其管理人员不承担法律责任。简而言之，管理层成了“恶棍们理想的避难所”。这些恶棍和巴西的足球运动紧密结合，以至于人们都称呼它的另一个名字—— “卡拉托拉斯”（Ca r-tola s），意思是“大礼帽”。鉴于俱乐部的业余性质，这些卡拉托拉斯通常不领薪水。人们一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出于对俱乐部的一种绅士般的热爱。然而，实际上，这些卡拉托拉斯通过染指球队的财产作为对自己志愿工作的补偿。巴西足协传奇式的前总裁及国际足联前任主席乔?阿维兰热（J o o Ha ve la ng e）曾说过：“我一分薪水都不领，只要够花就行。”    
    1975年尤瑞科?米兰达进入瓦斯科俱乐部的管理层时刚刚30出头，而且财产有限。他是一个葡萄牙面包师的儿子，之前在里约热内卢一家大众汽车销售商的手下做推销员。但是他凭借自己的魅力，很快在瓦斯科俱乐部的管理层扶摇而上，他的人生因此而改变。他在里约热内卢的海滨拥有多套住房以及一艘游艇。这些财富不是靠个人自立更生勤奋努力就能获得的。到目前为止，巴西新闻界和议会通过调查已经掌握了米兰达的犯罪事实。1998年瓦斯科从国民银行（现在的美洲银行）收受现金3 400万美元，当时正值该银行急于赞助一个著名的体育品牌以便在广阔的巴西市场中树立声誉。国民银行签订该协议时曾宣称，这笔钱可以维持俱乐部100年的开销。然而，两年之内，这笔钱就差不多消耗殆尽了。在米兰达最后一次竞选活动中大约有12 400美元用在购买T恤衫和广告宣传上面。另外有1 200万美元流入了巴哈马一家名为自由银行有限公司的四个账户中。调查结果发现，这家公司果然非常自由，瓦斯科的任何一名合法代表都可以从中提款。根据巴西参议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出的款项被用在了商业投资、支付信用卡欠款、兰达的弟弟和汽车商以及因特网供应商身上。参议院得出的结论是：“很明显，米兰达先生把本属于瓦斯科的钱转入了自己的账户。”米兰达并没有掩盖自己的行径，因为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只要他还保有议员的席位，国会豁免权就可以使他免受刑讯。有了瓦斯科众多球迷的支持，他似乎能永远得意下去。    
    但是由于米兰达对美洲银行投资的肆意挥霍，导致瓦斯科俱乐部负债累累以至于比赛成绩也很一般。1998年，它赢得了拉丁美洲的冠军——南美解放者杯。三年以后，俱乐部拖欠明星球员罗马里奥工资达6 600万美元。更糟糕的是，据说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球员能够上场比赛，罗马里奥经常自己掏腰包给他的队友发工资以支付他们的每周开支。为了解决资金极度匮乏的窘境，瓦斯科在圣雅努阿里奥球场举行大型比赛来吸引更多的球迷买票观看。在2000年的最后一场比赛中，瓦斯科俱乐部的管理人员放进场内的观众数量比最大馆容多出了12 000人。由于看台上发生了争吵，球迷们开始逃离座位，互相跌撞在一起。人们像瀑布泻落一样向球场上涌去，只有一道锈迹斑斑的围栏阻挡滚滚向下的人潮。结果围栏崩塌了，人群翻滚着掉进了球场，造成168人受伤。当球场上的受伤者不断增多，直升机开始大量将伤者运离现场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立即宣布取消比赛，但米兰达却坚持继续进行比赛。    
    二    
    在看了巴西队在2002年世界杯赛的完美胜利后——埃迪米尔森（Ed mils o n）像弹弓一样向后弹起，并踢出一个漂亮的倒钩球；罗纳尔多的轻松脚尖点射——你不会意识到这种全民激情中潜在的危机。然而，巴西足球的状况的确处于一种极为糟糕的境地——腐败盛行，球迷们对足球深感失望，对投资者来说足球也毫无吸引力。能赚钱的俱乐部寥寥无几。2002年，里约的弗拉门戈（Fla me ng o），绝对是全巴西最受欢迎的球队，却欠债超过1亿美元。对于发展缓慢的巴西经济来说这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衰败的迹象随处可见。我去观看了在巴西最有名的一些体育场里举行的比赛，并且购买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却发现自己坐的是发霉的木椅，木刺与生锈的钉子从上面突兀而出。    
    通常，这种糟糕的条件只能归咎为贫穷。但是，巴西足球几乎没有缺过钱。实际上，曾有不少财力雄厚的国际投资商试图将巴西足球提升到西欧足球的水平。1999年，一家总部设在达拉斯州名为“希克斯-缪斯-塔特与福斯特”（Hic ks，Mus e，Ta te&Furs t）的投资基金为圣保罗的科林蒂安（Co rinthia ns）俱乐部和美景市（Be lo Ho ri-z onte）的克鲁塞罗（Cruz e iro）俱乐部注资数百万美元。IS L，一家瑞士的体育营销公司，购得了弗拉门戈俱乐部的一部分股权。比这更早几年，意大利食品业巨头帕玛拉特（Pa rma la t）开始经营圣保罗的帕尔梅拉斯（Pa lme ira s）俱乐部。这些投资商们来到这里，试图暗中消除卡拉托拉斯的腐败行为，并代之以职业化的道德规范、科学的现代营销理念以及对资产负债表的关注。“资本主义观念正在战胜统治这项运动太久的封建思想”，巴西德高望重的足球记者胡卡?克弗里（J uc a Kfo uri）在外资大量注入时预言。报纸上登出预测，几年之内足球产业将占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4%。    
    当投资商谈到挖掘巴西足球的潜力时，是想利用这项运动的一个独特之处，即巴西足球风格的美感要远远超过其他运动。战后，在国际比赛真正开始举行时，巴西队就成为一支国际强队，因为巴西足球没有欧洲大陆足球那些死板的战略规则。站位、队形和防守在巴西足球中远不如灵性、技巧和射门受重视。援引意大利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 rPa o lo Pa s o lini）的说法就是，欧洲足球是散文，巴西足球是诗。巴西足球为这项运动创造了一套全新的范例：脚后跟传球、一连串的头部和臀部假动作、倒钩球。


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2）

    但是当巴西风格和一些巴西球员在全球经济中大赚特赚的时候，巴西却并没有发达。纵观世界，体育运动并不只是因其热烈奔放而闻名。它还附带了许多其他的因素。卡拉托拉斯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巴西足坛，每当一颗新星升起并成为球迷钟爱的偶像时，他就会被卖到欧洲，这不只是出于对金钱的贪婪。大量巴西球员更愿意选择加入乏味的法罗群岛（Fa e ro e Is la nd s）、海地以及阿尔巴尼亚的联赛而不愿意留在国内踢球。他们在逃避卡拉托拉斯这一特殊的群体反复无常的规则。卡拉托拉斯每年都要改变巴西冠军联赛的规则—— 通常是为了使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俱乐部受益。正如罗纳尔多在1998年对记者所说的那样：“给我再好的条件我也不回巴西踢球。”    
    尽管这些外国投资商有雄心和资金，但是他们没能使这种情况有丝毫的改变。他们到达巴西还不到三年就带着耻辱离开了。在科林蒂安俱乐部，球迷们举行了反对希克斯-缪斯（Hic ks，Mus e）的示威活动，抗议他们没能兑现购进大牌球星以及建设现代化场馆的诺言。在弗拉门戈俱乐部，IS L因为破产而倒闭。外资没能使巴西足球成为世界足球领域的NBA，也没能使这项运动摆脱腐败。事实上，很多客观的指标显示，现在的巴西足球比外资涌入之前更为糟糕。所以说这不仅是一个体育事业衰败的悲剧，这还是全球化好事物败坏恶化的例子；还是一个腐败战胜自由，令托马斯?弗里德曼名誉扫地的故事。    
    三    
    和任何一个巴西足球故事一样，下面的故事也自然有一个开端：球王，我指的是艾迪逊?阿兰蒂斯?德?纳西曼托（Ed s o nAra nte s d o Na s c ime nto）。当然了，也就是贝利（Pe l é）。他就是这个自然的开端，因为他是巴西足球走向世界的中心人物，也是他将巴西足球从卡拉托拉斯的破坏性统治中拯救了出来。而且他还开创了另一个漂亮的开端，因为他的自传其实就是一部巴西的经济发展史。    
    这个故事发生在1940年里约西部边境的一个名为特雷斯科拉索内斯（Tre s Co ra c o e s）的贫穷小镇上。那时的艾迪逊?阿兰蒂斯（Ed s o nAra nte s）体形单薄（开始踢球时体重仅为65公斤），看上去他更适合于擦鞋和将烟屁股里的烟丝收集起来做成香烟再卖掉，而这些也是他最初的工作。但他有一个执著的父亲唐丁荷（Do nd inho）。唐丁荷左膝的韧带在参加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职业比赛中断了；他想靠踢球成名改变社会地位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因此，从一开始唐丁荷就为儿子锁定了明确的目标。尽管身高有限，但贝利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他能从几乎不可能的角度射门；他控球的方式更像是对球的一种爱抚而不像带球，这是一种迷人的风格。由于队友意外受伤，16岁的他幸运地开始为位于巴西新兴的咖啡港的著名俱乐部桑托斯（S a nto s）踢球。在1958年贝利17岁时，他凭借一记头球摆渡，将球飞过瑞典守门员安德斯?斯维森（And e rs S ve ns s o n）的头顶而为自己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    
    巴西像是一个怪异版的美国。它的国土广袤无垠，资源丰富，拥有新世界的文化，但却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贝利的黄金时期，巴西开始自觉地改变这种状况。首先是一系列的平民总统当选（1956年～1964年），然后是军事独裁（1964年～1985年）时期，其间巴西实行了一种积极的强制工业化和经济国家主义，逐步提高关税，建立国有公司，以疯狂的速度推出公共建设工程项目。“5年走完50年”是总统尤塞林诺?库比契克（J us c e lino Kub its c he k）政权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口号。这种大规模投入的做法一直极为盛行。到1961年底库比契克总统离任时，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1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贝利成了库比契克政权时期经济繁荣的象征，经济学家称这次经济繁荣为“巴西的奇迹”——这证明了巴西不用抄袭别国的模式，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世界强国。到了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独裁者们把自己的头像与宣传的口号（“没有人能阻挡巴西前进的脚步”）一同印到了广告牌上。军事独裁者们在官方活动时播放夺得1970年世界杯的贝利球队的主题曲。球队一回到巴西，总统埃米里奥?梅迪奇（Emilio Me d ic i）就宣布：“在良好的体育风尚所孕育的兄弟情谊中赢得的胜利就是对我们民族发展信念的增强。”    
    贝利像他的祖国一样也积累了一小笔财富。他的俱乐部桑托斯为他开出了12.5万美元的薪水，为他配备了一辆大众轿车，还送给他的父母一套房子。他已经成为当时收入最高的运动员之一。但是这笔财富从来没能让他真正富有过，趋炎附势之徒耗空了他的账户。1965年，贝利的队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名叫贝贝?戈多（Pe p e Go rd o）的西班牙经纪人。此人通过一系列愚蠢的投资使得贝利的钱在皮包公司和糟糕的地产上浪费殆尽。（而贝利不但没有与之决裂或者起诉他，反而让他做了自己第一次婚礼时的伴郎。）如果是在另一个时代，贝利本可以通过与一家欧洲俱乐部签约而迅速弥补损失，但是巴西政府在1960年就宣布贝利是“不得出口的巴西财产”。    
    贝利没受过正规的教育，也不懂太多的人情世故，他似乎没有什么头脑，总也不能从自己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所以他一再重复同样的错误。1974年退休后，贝利轻信了一些顾问的话，这些人使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一笔数额巨大的不良贷款的担保人。在1977年的回忆录中，贝利写道：“在经历了所有这些惨痛教训并听取了所有的告诫之后，我再一次签署了我不应该签的东西。”这次蒙羞几乎人人皆知。退休一年以后，在伤感的告别声中，他再次复出希望以此来弥补一点儿自己的损失。他和纽约宇宙队签了约，这是华纳通信公司旗下的一支杂牌军，隶属于新成立的北美足协。签约时间为3个赛季，价值700万美元。    
    贝利的失败真实地反映了巴西自身的灾难性失误。和贝利一样，独裁统治也招来了一批侵吞国库财产的无赖。管理不善导致了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在经历了1973年的石油恐慌之后，军事独裁政府坚持把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在与此前同样高的水平。这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国家财政支出，也就是说要从国外银行贷款。此前的十年中，巴西政府拖欠外债已达4 000亿美元。这引发了噩梦般的连锁反应——由于无法获得贷款，政府就不能继续为工业注入资金；无法为工业注入资金，巴西就陷入失业危机。由于要偿还新的债务，国家财政支出引发的通货膨胀变得异常严重，失业者的贫穷状况也因为通货膨胀而变得更为糟糕。到1985年军事独裁结束为止，巴西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贝利的发展道路脱离了巴西这个大环境。在宇宙队，他的财政收入终于突飞猛进。2001年他告诉《时代周刊》的记者，美国教会了他“（你）不能和自己的家人做生意。不能因为某个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兄弟就让他做自己公司的总裁，你必须任用能力最强的人。生意就是生意，你必须硬起心肠”。换句话说，美国使他成为了一名资本家，事实上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资本家。甚至在退休以后，在他光辉的形象逐渐消退时，他的收入依然在以接近指数级的速度增长。他成为后现代主义完美的象征、一个由跨国公司打造出来的品牌。目前，贝利的形象出现在两百万张万事达信用卡上；伟哥、诺基亚、三星、可口可乐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都选他做自己公司的国际代言人。据报道，他每年单靠广告就能获利2 000多万美元。


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3）

    从住在贫民窟的人到百万富翁的故事及其极具亲和力的和蔼举止，都很容易使人们把贝利看成是巴西的大能人儿，理想且无害的公司代言人。但这却低估了贝利和他的雄心壮志，他想要建立巴西版的华纳通信公司。1993年，贝利开始从巴西足协购买巴西全国冠军联赛的转播权。作为与巴西足球的成功密不可分的个人，他相信自己一生的贡献会得到回报。为了确保成功，他还拿出了大量的现金作为后盾——这比与他最接近的竞标对手多出了100万美元。但是，以他为国家队踢球多年的经验，他本应该清楚巴西足协并不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特点。足协的一名地下组织人员要求贝利将100万美元存入一个瑞士银行的账户，以此来换取巴西足协对他的竞标方案的另眼相看。贝利拒绝了他的要求，但同时也失去了合同。    
    在苦恼和耻辱之余，贝利开始报复。他在一次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将这次索贿事件曝光。贝利找到一个绝好的报复目标，巴西足协的主席利卡多?泰克希拉（Ric a rd o Te ixe ira），这是一个卡拉托拉斯老朽的绝妙样本。泰克希拉在这之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律师，没有任何有关足球或体育管理的经验。而他能爬到巴西足球的这个肥得流油的位置上来，其原因显而易见：他的岳父大人是当时国际足联一手遮天的头号人物乔?阿维兰热。在他任职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豪华轿车，一套位于迈阿密的公寓以及一队随身保镖。当巴西足协负债累累时，泰克希拉的薪水却增长了3倍多。对其腐败行为的指控使他无处藏身。不少人指控他偷税漏税，尽管他们无法搞定诉讼的时效问题。    
    对于少数反腐败的斗士来说，他们的救世主似乎终于出现了。他们认为贝利超乎想象的财富使他能够挑战强权，说出真相。毕竟，他做过企业的道德形象大使，拒绝为香烟和酒类做广告。他喜欢对记者说：“我只将我的名字用在我信任的东西上。”品格高尚一直是贝利人格的一部分。1969年当他在里约马拉卡纳（Ma ra c a n）球场踢进自己的第一千粒进球时，记者们冲上去问他的感觉。他大声回答：“要记着孩子们，不要忘了巴西的穷孩子。”    
    贝利对泰克希拉的批评正符合时代的要求。拉丁美洲正处于深刻的转变之中——这是一次更广泛的反腐败运动。经历了数十年的保护主义和通货膨胀之后，拉美已经准备好终结和资本家朋比为奸的军事独裁统治。取而代之的是，它选择了（至少是它的精英分子选择了）华盛顿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位于这种变化的最前沿的是社会学家费尔南多?亨瑞克?卡多索（Fe rna nd o He nriq ue Ca rd o s o）。他没有多少资本家作风，而且具有一种松散悠闲的政客魅力。20世纪70年代期间，他就写出了代表巴西左派人士的文章《拉丁美洲的独立和发展》。对军政府的批评使他受到审讯、监禁、他的办公室也遭炮击，还有几次被流放。而在1985年军人政府倒台以后，没有了军事独裁的阻碍，卡多索反而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激进了。到他1994年当选总统时，他成为巴西政界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密切注视贝利与巴西足协资本家们之间的斗争时，卡多索在贝利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相似的意识形态精神，决定借此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他任命贝利为他的特别体育部长，巴西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内阁大臣。“他象征来自巴西平民的胜利……”卡多索宣布该任命时这样说道。很明显，贝利从最开始就把“现代化”日程带进了巴西政府。任期一年以后，他提出了《贝利法案》——一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类似的足球改革。该法案要求各俱乐部作为透明的资本主义企业运作，建立公开账目和经理负责制；允许球员自由转会，使他们能够在合同到期后离开他们的俱乐部。他的助手凯尔索?戈瑞利（Ce ls o Gre le t）告诉我：“我们当时认为应该把商业理论和职业理念引进俱乐部。”贝利希望这些改革能吸引外国投资商将“巴西足球重新打造成为足球领域的NBA”。    
    四    
    在乘飞机快要进入里约时，从俯瞰整个城市的基督山山顶的这个角度向西望去，可以看见巴西最著名的建筑——马拉卡纳球场（Ma ra c a n S ta d ium）。在街道上，抬头观看其低矮的钢架边缘时，很难想象马拉卡纳能容纳20万人——这一点在1950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它确实做到了，那是有史以来单场足球赛能够达到的最大观众数目。球场的高度甚至还比不上周边的中产阶级住宅区。然而从空中看上去，马拉卡纳壮阔的气势一览无余。它像是地面上的一个巨大的洞，有着数不清的洞穴角落，似乎能容纳无穷无尽的球迷。环绕着球场，一条深沟横在观众席和球场中间，沟外是一排排的水泥凳，足以容纳4万观众，此外上方还有一层层的座位。    
    马拉卡纳就像是一座意大利大教堂，人们在其中能看到许多足球英雄以及为足球而长期忍辱负重的勇士们，还有其保护神贝利先生的纪念品。就在这里，1969年11月19日，贝利射进了他的第一千粒进球。就在这里，正如体育场入口处的一块牌子上所记载的那样，1961年贝利射进了“历史上最漂亮的进球”。他从守门员那里接过球，带球跑过全场。他中间没有传球，而是利用大量的假动作骗过对手，他接连晃过六个不同的防守队员。直到他最后把球踢进球网之前，足球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的双脚。和贝利的很多经典进球一样——有一次他带球绕着一名塞内加尔守门员转了两圈，还有一次与里约一个顶级俱乐部比赛时他创下了单场八粒进球的记录——这些都没有被拍摄下来，只是存在于人们逐渐消退的记忆和民间传说中。    
    马拉卡纳的神奇历史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里约热内卢的四支球队中有三支把这里当做自己的主场。在八月新赛季开始后的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来这里观看著名的博塔福戈（Bo ta fo g o）俱乐部的比赛。我期待着一次美妙的运动之旅。入口处没让我失望，然后是一条花岗石铺成的光亮的人行小道，就像好莱坞大道上的中国戏院前的那条路一样（这条路上印有许多明星的手、脚印），一块块石头上记载着巴西最伟大的球员、教练和体育记者们的事迹。在距离球场入场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桑巴舞起伏的鼓点。    
    歌声和鼓点源自于场地的一角，就在球门的旁边。意大利人称之为“球迷看台”。在拉美的大部分地区，球迷看台是热情洋溢的球迷俱乐部集会的传统场所。他们忘情地挥动着至少十米高的旗子，上面书写着他们对自己球队永远的支持。他们花费整整一周的时间谱写新歌，用来嘲弄对手，为他们最喜欢的球员加油鼓劲。    
    在马拉卡纳可以找到球迷所期望的所有情感，只有一个例外：“相互交往”。除了球迷看台上的铁杆球迷，以及出于安全考虑而隔离在自己的球迷看台上的几十个客队球迷外，在空旷的球场里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当解说员宣读球员名单时，球场里的回音让人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根据记分牌上的显示，只有为数不多的4 000人到场观看。这个数字极具典型意义，少得令人难过：出现在哥伦布、俄亥俄、达拉斯以及得克萨斯等地方普通球赛现场的球迷都要比出现在巴西顶级联赛中的球迷要多出好几千。    
    在里约热内卢待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十分清楚赛场观众稀少的原因了。随处可见的监视摄像头使从前潜伏在球场内的小偷几乎销声匿迹，而球场周围成了一个“射击场”。去卫生间意味着要趟过遍地的小便，卫生间外面也常常有明显的尿臊味。很多巴西球迷不想因为走远路去方便而错过球场上的任何一个动作。最近马拉卡纳进行了翻新，不仅是为了符合新的安全规定，还为了改善钢筋加固的水泥梁被尿液腐蚀的状况。


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4）

    或许民众本来可以容忍这类耻辱的，但是巴西足球的管理者们犯下的罪行已经不仅仅是剥夺了球迷们使用这些基本设施的舒适与愉悦。他们使得这项运动变得混乱不堪。每年他们都要为联赛炮制一个不同的体系，制定出夺冠必须经历的新程序以及新规则。有一个赛季，甚至连门票收入都被作为进入附加赛的条件。赛程安排中充塞了数不清且毫无意义的锦标赛，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让球员们基本上没有休赛期。    
    在博塔福戈的那场比赛中场休息时，和我相隔几个位子的一名男球迷在读一篇关于罗纳尔多的报道。这则消息说，皇家马德里正试图以2 000万美元的价格从国际米兰购进这名锐利的前锋。在贝利时代，最伟大的巴西球员都在巴西踢球，因此巴西的球迷可以欣赏到全世界最精彩的球赛。现在，即使一些最狂热的巴西球迷朋友也很难叫出像博塔福戈这么有名的俱乐部中球员的名字。在世界杯赛上穿着这个国家热力四射的黄色球衣的22名球员中，现在只有7名在巴西踢球。据估计有5 000名巴西人和外国俱乐部签了约。巴西球员的“出埃及记”（Exo d us，圣经典故，先知摩西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故事。）是近期历史上最重要的人才外流现象之一，这相当于苏联解体后的人才外流，或者为战乱所苦的非洲国家知识分子外逃现象在体育界的翻版。巴西的足球英雄们已经变得像车臣战争那样遥远而又陌生，只是偶尔出现在国家队的比赛和记者们的报道中。    
    五    
    早在被卡多索总统任命为内阁成员之前，贝利就和权势集团保持着一种融洽的关系。在军事独裁期间，他没有抱怨当局将他的形象用于政府宣传。当被问及他对大众不愿意举行大选的看法时，他曾经回答说巴西人太蠢了，根本不懂得如何投票。他甚至和亨利?基辛格开始了一段友谊。反叛者和改革家的角色不是自然而然地落到贝利身上的，而且这种身份他也只能维持这么久。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把反对腐败、支持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推进议会，并在1998年通过了《贝利法案》。这之后，他辞去了政府官员的职位，重新过起了他收入可观的“微笑大使”的生活。    
    但是，一旦《贝利法案》没有了贝利的力量在后支持，足球说客们又占了上风。属于贝利的桂冠在他还没来得及戴上之前就旁落了。在他退休两年以后，对手精心策划的立法使得他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在还没有完全生效之前就被取消了。卡拉托拉斯再也不用公开账目或为他们在账目上动手脚而负法律责任了。和以往一样，巴西的腐败再次证明了它异乎寻常的恢复能力。面对这一事实时，贝利似乎是听由自己接受卡拉托拉斯的摆布。在2001年2月，贝利和巴西足球的污点领袖利卡多?泰克希拉在里约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用贝利的话说，他们已经团结在一个“拯救巴西足球的协议之下”。泰克希拉宣布贝利将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主管体育管理部门的重组。他接着吻了球王的戒指：“远离巴西最伟大的偶像是我犯的一个巨大错误。我已经感到懊悔，而且希望高贵的贝利能够接受我的道歉。”接下来，在摄像机面前，为了各种报纸的头版，泰克希拉和贝利拥抱在了一起。    
    事实上，没有什么事能让贝利的高贵气质蒙受更大的伤害了。他再也不是令卡拉托拉斯头疼的人了。在招待会上，他谴责议会的调查破坏了国球的声誉。正当议会准备好对卡拉托拉斯开刀的时刻，他却表示了对泰克希拉的信任。体育日报《长矛！》（La nc e!）的专栏作者约瑟?特拉亚诺（J o s Tra ja no）怒不可遏地喊道：“贝利和利卡多?泰克希拉的联合是对我们这些为体育道德而奋斗的人下的最大黑手……他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这次拥抱之后，反腐败的斗士们把矛头指向了贝利。致力于改革的记者们开始反思贝利担任体育部长时所做的一切。回顾贝利的这段任期，记者们发现他并没有那么理想化。他的生意伙伴撰写了《贝利法案》的大部分条款。在撰写这些条款的同时，他们公开承认希望这些法律能让他们从中获利。在其他方面，贝利也表现出了在道德常识方面令人痛心的匮乏。他曾建议外国投资商把资金投入到巴西一些最腐败的企业。例如，1998年时他曾作为中间人促成了尤瑞科?米兰达和国民银行的合作。    
    突然之间，是到了摘下偶像头上的光环的时候了。一些报道出现在小报的花边新闻上：《Is to e Ge nte》杂志刊登了一则报道，称贝利在纽约有一个32岁大的私生女。不幸的是，他留下的不法行为线索引出了一则更具破坏性的报道。2001年整个冬天，《圣保罗页报》（Fo lha d e S o Pa ulo）每天都在指控贝利从一场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行的慈善比赛中提成70万美元。该赛事由贝利体育营销公司（Pe lS p o rts Ma rke ting）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该报还说这是一个阴谋，其中牵涉到两家空壳公司。对此贝利的答复是他并不知情。他把责任转嫁给跟他合作了20年的生意伙伴头上，解雇了他，并向法院起诉他，并且还解散了贝利体育营销公司。然而，他的气愤并没有使他归还那70万美元。    
    当我向贝利的朋友问起他在道德方面所犯的错误时，他们提供了几种说法。有的说贝利童年的贫穷导致了他对金钱的狂热，但他们又说情况其实没那么糟糕。在获得人们对他的帮助时，即使是对那些虚情假意的人，他也总是有意对他们的缺点采取不在乎的态度。他会原谅他们，直到他认为再容忍下去就会被社会所不容时为止。他的情况与社会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 wa rd Ba nfie ld）的著名文章《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的主旨相去不远。班菲尔德解释说在最重视家庭基础的社会里，责任感最强烈，正是这种社会滋生了最严重的裙带关系与任人唯亲。换句话说，贝利和巴西不只是不适应改革，而且也不适应资本主义。贝利可以大把大把地赚钱，尽管他告诉自己他已经学会了生意场里的冷漠算计，但他却做不到这一点。    
    六    
    有些批评家将这些不法动机归咎于外国投资商，指责他们利用俱乐部来洗钱并掩盖其他不法交易。有的指责可能有些事实依据，但是大部分外国投资商都是抱着现代企业运作的理想来到巴西的。他们的理论是，要改变巴西足球的现状所需要的只是一点透明度，并借助于现代市场营销的魔力以及对合作精神的发掘。他们想要把这项运动变成一个花哨的、能赚钱的视觉大餐，再加上包厢和利润可观的电视合同就能实现这个完美的计划。达拉斯的希克斯-缪斯公司已经开始建设泛美体育电视网来转播他们球队的比赛。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而且如果能使球队摆脱诸如尤瑞科?米兰达之类卡拉托拉斯的控制的话，他们是有可能成功的。    
    在圣雅努阿里奥俱乐部104岁生日的第二天早上，米兰达邀请我到俱乐部参观。前一天晚上，在里约的海滩上就已经为此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这天早上，他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布俱乐部和一个著名的塞尔维亚移民迪占?佩特科维奇（De ja nPe tko vic）签了约。他说，头天晚上的庆祝活动激励着他“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但是他需要佩特科维奇还有其他原因。瓦斯科在本赛季伊始成绩不尽如人意。差不多联盟垫底的成绩使得瓦斯科威胁到了米兰达竞选连任。套用美国的政治术语，就是球队成绩的低迷威胁到了尤瑞科?米兰达的竞选支持率。佩特科维奇是一颗政治砝码，用来在最后一刻增强球队支持者的信心。


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5）

    米兰达并没有怎么掩饰自己的别有用心。在记者招待会上，他的助手在麦克风后面安排了三个彪形大汉。就在米兰达和佩特科维奇即将登台亮相之前，电视摄像头就要亮起来的时候，一名助手递给彪形大汉们一些印着尤瑞科?米兰达名字和竞选口号的T恤衫。记者招待会在球场的“总裁会议办公室”是不能举行，当记者们进入会场时，米兰达的一名跟班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可以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竞选宣传单。他对着一名摄影师大叫：“在总裁办公室是不能穿百慕大短裤的。”    
    在巴西，米兰达作为平民派的形象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虽然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但像他这样的人却越来越多。这些恬不知耻的骗子把用于学校午餐的拨款装进自己的腰包，将大批合同工程包给自己的家族企业，而他们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良心不安。不过这些平民派也掌握了一些巧妙的伎俩来赢得民心：在为自己敛财的同时，他们也懂得将一些资金用于建设吸引民众的公共项目。这已经被简化成了一条普通的格言作为人们支持他们的理由：他盗窃钱财但也在创造财富。”    
    米兰达进入了记者招待会的现场。他带着一条金项链，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一个长期关注他的批评家告诉我，20年前的他曾是一个帅家伙。尽管容颜已退，他还是摆出一副炫耀的架势。甚至在佩特科维奇回答问题时，米兰达还在故意吸引人们的注意。他坐在椅子里，身体向后倚着，自豪地展示着肥硕的身材。招待会期间，他吸了一根硕大的雪茄。当他长长地吐着烟圈时，烟卷在他的手指间被转来转去，想不盯着他看都不可能。    
    巴西平民派政客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是他们的武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魅力在于他们被看成是身经百战的反叛者，而指控他们的人则被描绘成不关心人民疾苦的精英分子。米兰达也喜欢打漂亮仗。当里约热衷于改革的州长安东尼?加洛替尼欧（Antho nyGa ro tinho）在球场惨剧发生后取消了瓦斯科的比赛时，米兰达称他是一个“软骨头”、“同志”、“一个只会坐在那里向基督做没用的祷告的人”。1999年的一场比赛中，当一个裁判把三名瓦斯科球员罚下场之后，米兰达怒不可遏地带着一群保镖队伍冲到了场上。由于警方的干涉，才使得裁判免于被他修理。    
    在为佩特科维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米兰达对自己草率地打断记者的提问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愧。他反复地说：“你的问题太愚蠢了。”他用一只手划了一个圈，与教练示意换人时所用的动作一样。或许是害怕米兰达的谩骂，记者们只好忍气吞声。到米兰达结束记者招待会，坐下来开始和我讲话时，我也感到有点儿害怕了。    
    我已经遇到过很多瓦斯科?达伽马队的球迷。他们很理智，厌恶腐败但却崇拜米兰达。“他可能是个混蛋，可他是我们的混蛋”，这是他们的经典说法。像大多数强人一样，他无法把俱乐部利益和个人利益区分开来——他像是一个父亲，保护着俱乐部不受这个邪恶世界的戕害。他对外国投资商尤为严厉，指责他们试图破坏他的俱乐部。“突然之间，这些外国投资商闯了进来，并试图把俱乐部变成一个他们称之为生意的东西。鉴于我们的文化习惯，他们面临着不少困难。因为这种方法是错误的。他们带着一个目标而来：赢利。做生意就是要赢利。可他们的做法在这里就是行不通，必须遵守本地的惯例。他们确实会做生意，但他们对我们的文化一窍不通，对我们的地方特性也一无所知。”    
    这种说法很虚伪，退一步说，这也是不诚实的。米兰达就曾与国民银行做交易，并邀请他们加入他的俱乐部。该银行对俱乐部从来就没有他所说的那种影响。但是他对言辞技巧的运用毫无疑问是高超的。他的政治基础能够维持这么久正是因为他善于运用强有力的辩论辞令。    
    米兰达坐在会议室桌子的对面，身体在椅子里转动着：“瓦斯科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俱乐部，由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创建。而且，瓦斯科是唯一有点儿历史的俱乐部。瓦斯科是历史上第一家拥有黑人球员的俱乐部。足球曾经是一项精英运动，这家俱乐部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合伙人购买的，这一点在所有的俱乐部里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受到政府哪怕是一分钱的资助。这是一个开拓性的俱乐部。”米兰达称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会破坏这些传统中的精髓。外国投资商会带来那些“几乎不会说葡萄牙语的家伙”。为了获得利润，这些外国投资商会努力把俱乐部推销给尽可能多的观众。在帕尔梅拉斯，意大利跨国公司帕玛拉特改变了球队的颜色。在科林蒂安和弗拉门戈，外国投资商把明星球员卖给了同城的对手俱乐部——在以前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要吹嘘自己的营销计划。米兰达试图要向人们证明在这些外国人的心目中，俱乐部只不过是些企业而已，根本就谈不上其中有什么传统以及高尚的道德。米兰达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将外来投资者洗劫得分不清东西南北后才开始他这一套反全球化的理论。    
    外国投资商离开后，米兰达没有了替罪羊供其讨伐，也就无法分散人们对其失败的关注。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赛季，在阴影的笼罩下他进行着竞选连任的努力。现在他不在贵宾席看比赛了，那是一个正对中场位置的包厢，通常是球队总裁坐的位置。他现在从自己办公室的黑色玻璃后面观看比赛，从这里能够俯瞰整个球场。    
    就在拜访了米兰达之后，我遇到了一个名叫费尔南多（Fe rna nd o）的年长的前奥运会排球选手。他领导着一个反对米兰达的地下组织，瓦斯科球迷联合运动（the Mo vie me nto Unid o Va s c a ino s）。这是个地下组织，因为米兰达已经把费尔南多和他的朋友们踢出了俱乐部。今天，他们在圣雅努阿里奥附近收购广告牌用于反对米兰达的宣传。他们在去球场看球的路上向瓦斯科球迷们发放传单。费尔南多告诉我，从与国民银行的交易中赚的钱已经让米兰达“被权力熏醉了”。    
    几个月以后，费尔南多的评价得到了证实。米兰达带着两个保镖出现在投票点。他执意在长长的选民队伍前穿来穿去。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停下来对一名妇女进行语言上的侮辱。这样做确实太过分了，即便是瓦斯科的支持者也难以接受，于是投票点发生了一场骚乱。选民们开始高喊“小偷”。在这一天结束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米兰达不但失去了国会的席位，还丢掉了相应的豁免权。联邦诉讼律师们一直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他们手里早就掌握了一份长达37页的米兰达的犯罪记录。在打倒了外国投资商之后，现在轮到他自己被自己打倒了。


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6）

    外国投资商撤出巴西以后，支持足球资本主义化的领军人物成为体育部长。他的名字叫约瑟?路易斯?帕特拉（J o s Luis Po rte lla），是卡多索总统长期的技术专家和老朋友。他邀请我去观看他在圣保罗南部的一个球场举行的每周足球赛。按规定，在他的联盟当中，所有球员必须在45岁以上。帕特拉身材短小，没有明显的足球天赋。虽然贝利部长的位子现在归他了，可他的球技比起贝利就差得太多了。然而，说到踢球，他在体力上又比其他队友要强许多。他们中有些人太胖了——节食和健身在巴西男人中是没有任何市场的——他们每次一口气跑还坚持不到五秒钟。帕特拉有几名队友的年龄都六十好几了。尽管有着这样的局限，也没有阻碍帕特拉和他的队友们以最严肃的态度来打比赛。每个球队都有教练。教练们在边线旁快速地走来走去，一边还骂着队员们踢得不够努力或传球不准。他们还雇用了刚刚从巴西顶级联赛退休的裁判。尽管裁判经验丰富，可队员们和他争吵的次数却很多，即使不多于任何一支职业球队，也决不比他们少。到上半场结束时，体育部长本人已经因为在裁判面前大喊大叫而吃了一记黄牌。    
    当我和帕特拉坐下来的时候，他并不掩饰自己对这项运动的未来感到悲观。他说，甚至对尤瑞科?米兰达的审判也不能缓解足球的严重危机。但是，观看帕特拉踢球时，他的表现又削弱了他的观点。这样一群不适于踢球的人都踢得那么漂亮。他们利用旋转把球传到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向，用脚跟射门，炫耀他们的传球技术。尽管一直受到腐败的困扰，巴西人对足球的狂热却几乎没有任何减弱；巴西天然的足球资源远远没有枯竭。这是巴西民族性格中太重要的一部分了。当帕特拉的球队进球后，这些已步入中年的人们亲吻着球衣上的俱乐部标志，狂吻自己的队友；他们在球场上倒成一团。在巴西，就算是在会计师、出租司机以及政府顾问当中，他们对足球的热衷也时不时地使得你想要屈膝下跪，叩谢胜利女神的恩赐。    
    尼日利亚人的技术和速度本来对乌克兰人是一种很好的弥补，但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这种跨文化的尝试承受了极大的挑战，球队中的派系、傲慢冷漠的排外情绪以及聪明、任性的非洲风格与死板僵硬的乌克兰风格的冲突，令这种融合无法达到想象中的效果，非洲球员在乌克兰的日子不好过。


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1）

    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    
    爱德华?安耶克耶（Ed wa rd Anya mkye g h）在乌克兰利沃夫（Lviv）国际机场下飞机的这一刻，这个国家恰好度过了苏联解体后的第十个年头。旧政权的丝丝痕迹在机场大楼上依稀可见。檐壁上，工人们手持劳动工具的斑驳雕像依然见证了他们的英雄气概。警察们头戴着那种高高的曾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广场阅兵仪式中的褐色军帽，高傲地盯着到来的人们。由于训练使然，他们对到访者都心存警惕，再加上爱德华如此与众不同，警官就把他拉到一旁询问到：“你为什么到乌克兰来了?”    
    若在2001年，爱德华?安耶克耶的出现或许会让警察们感到震惊。但是，在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接近尾声时，他的到来没有理由让人如此惶恐。而且，这甚至可能被描绘成那个时代正在消逝的标志。在那个时代，奇怪的文化魔力急剧扩散：东欧人在收获托斯卡纳（意大利风光秀丽的中部城市，盛产葡萄和橄榄）的橄榄丛；孟加拉人在为美国特拉华州信用卡公司接听客户服务电话；就拿爱德华?安耶克耶这个例子而言，则是尼日利亚人在效力于乌克兰的职业球队。在爱德华?安耶克耶到乌克兰来的前后，尼日利亚球员已经成为了乌克兰足球的一种时尚。在仅仅几个月里，就有九名尼日利亚球员签约效力于乌克兰的主要联赛。他们是俱乐部能够买得到的最有声望的球员。没有尼日利亚人加盟的球队不会被认为是一支严格意义上的球队。没有买到尼日利亚队员的俱乐部老板就算不上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老板。    
    像所有生机勃勃的市场一样，单单依赖尼日利亚球员则暴露出了这种繁荣的背后缺乏理性。但这之中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在前苏联时代，乌克兰的足球俱乐部一直都是国家经营的企业。然而，当旧政体终结的时候，却没人屑于将这些俱乐部私有化；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没有人愿意为他们买单。情形变得很糟糕，以至于乌克兰的足球运动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不过，足球运动从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也就是那些政治寡头们当中找到了它的救世主。这些乌克兰政治寡头在向资本主义体制的转变中简直如鱼得水，而他们与旧政权的内部联系则变成了他们新的财富。通过支付俱乐部的开支，这些政治寡头们变成了俱乐部事实上的主人。    
    政治寡头们向球迷们宣布了他们对俱乐部所抱有的雄心壮志。他们希望自己的球队能够与意大利、西班牙和英格兰最伟大的足球俱乐部并驾齐驱。要实现这个艰巨的任务，他们将不得不效仿其他俱乐部的做法。有一件事特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那就是球场上黑人运动员的流行；西欧人雇用如此多的黑人球员的原因不难理解。非洲球员具备乌克兰球员所欠缺的技能和速度；他们的天分能够使得温和的东方集团球队面貌一新，全然犹如欧洲球队。（由于社会主义阵营成员主要在东欧，西方国家称其为东方集团。）    
    皮特罗?杜敏斯库（Pe tro Dymins kyy）是利沃夫市的政治寡头。在原有的体制下，他经营着这一地区的煤矿产业；在旧体制瓦解以后，他通过买卖乌克兰西部丰富的天然气、石油和煤矿资源聚敛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据称有几亿美元。2001年春天，他将当地的足球俱乐部收归己有，并根据附近的喀尔巴阡山脉（Ca rp a thia ns）将俱乐部命名为“卡柏地利夫”（Ka rp a tyLviv）。杜敏斯库希望拿出他巨额财富中的一丁点儿来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成功的球队。在媒体宣传鼓动下，他计划效仿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 ilvio Be rlus c o ni，意大利总理），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    
    杜敏斯库并不是什么职业足球人，但是他能理解引进尼日利亚球员这一做法的意义，并对此很感兴趣。当摩尔多瓦的一位经纪人提出以50万美金将爱德华?安耶克耶转会到杜敏斯库旗下时，他接受了这笔买卖。这项交易似乎很划算。爱德华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球员，只要有比赛就必然会进球；其履历表显示他曾为尼日利亚国家青年队（队员均为17岁以下）效力过一段时间。他很年轻，才23岁；强健的身材看起来符合乌克兰足球运动对球员体质的要求。所以，当杜敏斯库向利沃夫市民展示自己刚买进的这名球员时，他夸口爱德华会将卡柏地利夫队推向成功的巅峰。    
    那时，杜敏斯库根本不认为自己的商业投机冒了很大的风险。他让爱德华换上了卡柏地利夫队绿白相间的球衣，上面写满了西里尔文字。这种文字象征着利沃夫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因此，爱德华加盟卡柏地利夫队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纸合约，也不仅仅是对球员的勇气以及对老板运作俱乐部能力的考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跨文化的尝试。从理论上讲，卡柏地利夫队引进爱德华完完全全遵循了全球化规则，乌克兰人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经过一番筛选后满载而归。为了替新引进的这名讲英语的球员着想，他们还为他买下了一位与他语言相通的新教练。像东欧许多更加贫穷地方的公司一样，他们坚持“一个世界”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已经给成千上万的美国以及欧洲公司带来了成功。事实上，西方的全球化战略已经被全球化了。但是，它是否就适合乌克兰西部艰苦的生活与足球呢？    
    二    
    爱德华带着我去他的公寓。走过几个街区后，我们到了前苏联时期的居住区，这里全是直线型水泥建筑，一眼望不到边。我们在附近的一家麦当劳见了面。他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女儿。他的妻子布莱辛言谈诚恳，声音柔美。“你结婚了吧？请代我们拥抱一下你的妻子，好好亲亲她”，她歪着头说道。爱德华的女儿梳着一排排的辫子，身穿牛仔夹克衫，紧挨在他的腿边。    
    两年多了，他们一直住在这幢建筑里。他们的女儿也是在这里出生的。“知道吗，这里的人都认识我。一切都很好，他们非常喜欢我。”爱德华说起话来总是语速很快，声音节奏单调。当谈到邻居们的友爱时，他低着头傻笑。当我们慢慢地走向他家时，他指着一块路标说：“这就是我和孩子们踢球的地方……这里是银行。对，就是银行。”他将这些单词从西里尔字母翻译了过来，说这是他能破译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乌克兰单词之一。    
    走在路上，人行道和主干道到处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公寓楼四面的玻璃都碎了，散落在地上的碎片落满了煤烟灰。衬衫、袋子和袜子像装饰品一样挂满了树枝。


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2）

    尽管爱德华的寓所内没有什么特别花哨或温馨的装饰，但却与黯黑、邋遢的走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客厅只挂了一小幅画着鲜花的油画；油画框的边角处别着一些爱德华运动时的照片。房间一角的地板上放着一个床垫，毯子和床单整齐地叠放在上面。爱德华和布莱辛就睡在这里，他们喜欢看着电视进入梦乡。“坐吧。”爱德华让我坐在椅子上。他自己坐在椅子的扶手上，然后伸手去拿遥控器。“我们可以看卫星电视”，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美国黑人的说唱乐节目。    
    爱德华摘下了黑色的锐步棒球帽，一支肘撑在膝盖上，手掌托着下巴。    
    “尼日利亚人怎么会到乌克兰来呢?”    
    他用手抹了抹脸，开始讲述他在全球足球经济浪潮中所走过的历程。    
    爱德华的家族几代人都在省会吉博库（Gb o ko）附近经营农场。这里位于尼日利亚东部，离喀麦隆的边境线不远。爱德华的父亲对经营农场很在行。他在附近的一个村庄还有自己的芒果园和番石榴园；他将收获的芒果和番石榴用卡车运送到尼日利亚其他那些没有吉博库这样沃土的地方。一天晚上从农场回来时，他开着自己的小汽车行驶在一条狭窄的高速公路上，当他试图超过一辆运送混凝土的卡车时出了车祸。他死的时候，爱德华才七岁。    
    若是在十几年前，爱德华或许会像父亲一样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令人分心的东西太多了。很多经纪人在吉博库这样的地方四处搜寻可以卖给欧洲足球俱乐部的年轻人。这听起来实在诱人，而且这也是一个发大财的机会。男孩子们开始梦想在欧洲大陆踢球，而且身边已经有足够多的例子来证明这些幻想看起来是现实可行的。伦敦的昆士柏流浪者俱乐部（Que e n's Pa rkRa ng e rs）买下了爱德华七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哥哥。自从父亲过世以后，爱德华就开始对自己的朋友说他将来也要成为一名欧洲球星。    
    爱德华的想法不至于太不合情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发育得较早。15岁的时候，他的胸肌以及二头肌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在当地最好的职业俱乐部买下他的时候，报纸就预言他会成为来自于吉博库最优秀的前锋之一。有关爱德华天赋异禀的传闻，诸如其速度如何让老队员望尘莫及、他的肌肉如何让新队员捉襟见肘，让国家队的教练们听见了。他们将他选入了在厄瓜多尔举行的世界少年杯赛（Un-der-17World Cup）的阵容中。    
    一支青年队听起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尼日利亚它却是一桩大事。国家电视台会播放球队的赛事，各大报纸都密切地关注着它的进展。在爱德华隶属的球队于非洲锦标赛决赛中负于加纳以后，权威人士们督促教练清除掉其球队的半数球员。但是，最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必然是足球经纪人们。许多经纪人都对爱德华许下了海口。在众多的经纪人中，他挑中了一位来自科特迪瓦、名叫艾哈迈德的经纪人。这位经纪人许诺可以将爱德华介绍到法国波尔多的一家俱乐部，这一点令爱德华非常感兴趣。    
    就在世界杯前夕，爱德华生平第一次走出了非洲，来到他曾经憧憬的奇妙的法国南部。这激发了他誓要将球技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在为期两周的试训中，他为波尔多后备队踢进了三球。但是一天下午，爱德华的经纪人告诉他说第二天就得离开法国，这比原计划早了许多。“为什么啊？我们为什么要走啊？”爱德华问道。“因为有些文件必须要回非洲去准备。”他的经纪人回答道。爱德华信以为真，回到了吉博库。艾哈迈德告诉爱德华说他一周之后会来接他，然后一道回法国，但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爱德华得知了这一肮脏交易的细节：波尔多方面给了这位经纪人5 000美金作为爱德华试训期的酬劳。当波尔多方面得知这位经纪人用这笔钱将别的非洲球员也带到了法国，并到波尔多的对手俱乐部试训时就撕毁了协议。    
    这一受贿的举动似乎给爱德华带来了厄运。尽管在这次世界杯赛上，人们对尼日利亚队夺魁非常看好，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它却败给了不起眼的阿曼队。这个结果，就像自己的队友纷纷离去为欧洲俱乐部效力一样，让爱德华蒙羞。这些事情折磨得爱德华无法保持自己的良好状态，也无法将精力集中在比赛上。在为吉博库俱乐部打比赛时，爱德华双腿的肌肉都被拉伤。鉴于爱德华的这种精神状态，吉博库俱乐部担心如果他再不重视自己的康复就会毁掉任何复出的希望。他们把爱德华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他情绪低落地度过了八个月。    
    爱德华重返球场带有一种神话色彩。在尼日利亚挑战杯赛中他被派上了场。在双方比分持平、奖杯不知花落谁家时，爱德华在服用止痛药后踢进了决定性的一球。几天后，他坐在敞篷车的后排在吉博库亮相，一路上备受敬慕。几个月以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欧洲梦。他隶属的新俱乐部可能没有波尔多俱乐部那么有声望；它甚至也不是前苏联摩尔多瓦共和国最有名的俱乐部；但是至少蒂拉斯波尔市（Tira s p o l）在欧洲大陆，而舒列夫足球俱乐部（S he riff）就在蒂拉斯波尔。    
    尼日利亚球员热已经在摩尔多瓦持续过一阵了。在舒列夫队时，爱德华与两名同胞互相配合。一个赛季下来，这个组合极其成功。爱德华进球11个，并且赢得了“当月最佳球员”的荣誉。摩尔多瓦方面请求爱德华加入摩尔多瓦国籍，为国家队效力。但是在他为期18个月的合同即将到期时，其他俱乐部也开始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阿联酋的一支球队以丰厚的待遇正式向他提出邀请，爱德华对此很感兴趣。他背着舒列夫队，去参观了自己未来的球队。等在舒列夫队的合同一到期，他就会加入这支球队。    
    关于爱德华的命运，舒列夫俱乐部却有其他的想法。它想在合同到期之前将爱德华转卖给另一家俱乐部。这样一来，他们也能凭着爱德华的成功大捞一把。据爱德华说，当舒列夫俱乐部的官员们得知爱德华出国旅行以后，就登门拜访了他的妻子并没收了她的护照。爱德华都不知道如何与尼日利亚大使馆联系，他甚至不确定在摩尔多瓦有没有尼日利亚大使馆。爱德华一回到摩尔多瓦就向俱乐部明确表示，他将接受俱乐部为他作的任何决定。于是他就被卖到了卡柏地利夫俱乐部。    
    三    
    利沃夫市的忠实球迷们极其崇拜一位28岁的牙医，此人名叫尤里（Yuri）。除了精通臼齿打孔以及清除牙垢以外，他还担任着卡柏地利夫队的队长。作为前苏联足球文化的一部分，球员们通常都有很高的地位。但是，直到苏联解体后，球员们才能挣得足够的钱来维系退役后的日子。尤里赚足了钱，不愿意去训练了。等他退役以后，他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修改一下自己的书稿，然后在利沃夫开一家店铺。


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3）

    我和尤里在自由大街（Pro s p e ktS vo b o d y）的一家维也纳咖啡店见了面。即使不知道尤里是本地人，我也能猜得出来。与所有在利沃夫市的乌克兰男人一样，他随身带着一个钱包，有着一双深邃的蓝眼睛。在谈话风格方面，令利沃夫人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善于分析、思维缜密。他们将这归功于这里的13所大学和几千家学术机构。每当尤里要表达一个观点时，他都要说：“鉴于我自己的经历，我只能说……”    
    利沃夫队爱戴尤里，不仅因为他的球技，而且还因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在利沃夫长大的。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去观看卡柏地利夫队的每一场主场赛。除了热切地希望能为这支球队效力外，他没有别的想法。利沃夫人也很喜欢他，因为他代表了这座城市。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能言善辩、英俊潇洒、为人谦逊、勤勉刻苦。球踢得不好的时候，他会如实承认，决不辩解。他的业绩也表现出了他对球队无穷无尽的激情。    
    在他担任队长期间，尤里经历了卡柏地利夫队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爱德华来了以后，球队买下了一位18岁的尼日利亚攻击型前锋，这位留着玉米头的球员名叫萨姆森?戈德温（S a ms o nGo d win）。由于乌克兰老教练不懂英语，无法与尼日利亚球员交流，俱乐部就新买了一名塞尔维亚经理，而这位经理曾为英格兰南安普敦足球俱乐部（S o utha mp to nFo o tb a llClub）踢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球。这位塞尔维亚人前前后后为俱乐部从前南斯拉夫国家招募了四名球员。一瞬间，尤里率领的这支球队变成了一支多国部队，无论是教练的语言还是球员的语言，他都不会说。    
    这对卡柏地利夫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即使在前苏联时期，这支球队也因其本土特色而声名在外。那时候，当大多数乌克兰俱乐部都拥有来自于俄罗斯以及其他共和国的球员时，卡柏地利夫队的队员却几乎清一色地都来自利沃夫及其毗邻地区。当然，任何提及卡柏地利夫队的政治象征意义的举动都是很危险的。政府无时无刻不在监听。俱乐部的一位前主席就曾确认他给克格勃提供过卡柏地利夫的门票；所以密探们在体育场内可以偷听到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不管怎么样，人们依然能深深地体会到俱乐部与民族雄心之间的情结。当卡柏地利夫队于1969年夺得苏维埃杯赛冠军时，它的球迷们在莫斯科体育场唱起了乌克兰国歌。当听到自己的语言响彻首都时，在家中观看电视转播的利沃夫人热泪盈眶。    
    尤里一边喝茶一边给我讲述这段历史。“卡柏地利夫从来都没拥有过政治权力；它永远也不会比基辅或顿涅茨克（乌克兰东部的工业城市）的俱乐部更有钱。但是它有自己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弥补这些劣势。卡柏地利夫队历史上的辉煌都是本土球员们团结一致创造出来的。”    
    随着外籍球员的到来，球队失去了团结，分裂成了几个派系。走进球队的餐厅，你会发现不同种族的球员在各自的餐桌前独自用餐。在队车上以及在训练时，他们彼此也都隔得远远地坐着。毋庸置疑，这无益于解决乌克兰人与尼日利亚球员之间的语言沟通问题。（乌克兰球员更容易接纳南斯拉夫球员，他们的语言很接近，而且彼此的文化具有相同的斯拉夫底蕴。）然而，球队内部的分裂还有另外一个次要的原因。爱德华是俱乐部历史上所买下的最昂贵的球员，队友们认为他的收入要比他们多得多。    
    尤里很为尼日利亚球员担忧。他的很多乌克兰球员抱怨说尼日利亚球员踢球不够投入。尤里也同意这种说法。他觉得尼日利亚球员跑得不够卖力，惜身如金。卡柏地利夫的球衣好像对他们毫无意义。爱德华和萨姆森直率地说他们只是把乌克兰看做是他们通往西欧足球联盟道路上的一个驿站而已。尤里认为他们的傲慢和冷漠将会毁掉俱乐部。    
    在一次训练结束后，尤里将爱德华和萨姆森拉到一旁，要他们更加努力，与其他队员合作。“不知何故，这样的谈话却冒犯了他们”，他这样给我讲道。接下来，他所知道的另一件事就是：“爱德华和萨姆森去找过俱乐部主席杜敏斯库，说球员们不给尼日利亚球员传球。主席找到我，火冒三丈，‘为什么全队不给尼日利亚球员传球？’我说，‘难道你认为我没有尽职尽责?这个队就是我的生命。’”    
    在会见尤里后的第二天，我去观看了卡柏地利夫队的训练。他们的训练场是镇子上的一块草地。场地的一端停着一辆破旧生锈的压道车，它被用来当做球员们的更衣间，尽管多数球员更喜欢当众脱衣服。球队老板皮特罗?杜敏斯库就坐在这辆破车前的遮阳篷下面。尽管这是春季里很热的一天，他却身穿黑衣。整个训练过程中，他面带愠色，一言不发。球队进行了自己的每项训练：分组练习防守、横传、头球。每项训练爱德华都只与萨姆森搭档，其他的球员没有一个主动加入他们。于是教练们，甚至连塞尔维亚的主教练都加入了进来，以弥补球员的空缺。在五月的烈日下，他们拖着中年发胖的身体奔跑得大汗淋漓，犹如吸饱了水的海绵。    
    四    
    在我住的那家旅馆外面的街角上，我试图与两个体育新闻记者闲聊几句。两人中有一位曾受过专门教育本来要成为原子能科学家的。两个人都不怎么会英语，我们就等着有人来给我们翻译。正当他们用自己所知的几句英语打破尴尬时，爱德华坐在一辆破旧的计程车上从我们面前驶过，车的挡风玻璃都破裂了。司机减慢了车速，他从车窗里伸出手与我握了握手。两位记者向他点头致意。在爱德华的车拐过街角后，一个记者吃吃地笑了，来了一句英文：“毛猴。”“疯子”另外一位附和道。    
    我们很难判定对尼日利亚球员的怨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种族歧视。很明显，很多乌克兰球员和那些记者都如出一辙，他们向队长抱怨说不愿意和“毛猴”一起踢球。那位塞尔维亚教练对我说：“队里的一些年轻人不喜欢黑人球员，这让我很吃惊。这和我们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因为欧洲意味着文明。这是典型的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你能感觉到他们（乌克兰球员们）的许多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是多么的与世隔离。”    
    欧洲球迷们咒骂黑人运动员的字眼很相像。人们都破口大骂，嘴里都是同样的污言秽语。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和意大利人文雅了许多，但他们依旧形成了一种传统：每当黑人球员接到球以后，他们就开始模仿猩猩的吼叫。波兰人则往球场里扔香蕉。这种状况的高度一致性却与电视无关，因为电视里很少播放球迷们的这类“文雅”行为；并且，在公共场合使用这些污言秽语也是很不礼貌的。只不过这种语言修辞完全变成了一种遍及欧洲大陆的民间传统，从体育场里传播出来，然后从一个球迷传给另一个球迷，从父亲传给儿子。


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4）

    在利沃夫的历史上，它曾到处洋溢着世界大同的精神。在这里，你能发现它独特的文化魅力。在“一战”以前奥匈帝国的统治时期，这个小镇上辉煌的歌剧院随处可见，豪华的咖啡屋鳞次栉比，就像我和尤里喝茶的这家一样，有着富丽华美的中欧氛围。包括波兰人、犹太人、日耳曼人、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在内的生机勃勃的民族大融合赋予了这个世俗世界无数美的享受。利沃夫这个大熔炉孕育了众多的哲学流派、著名的大学、诗人以及诸如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 wig vo nMis e s）和伦理学家马丁?布伯（Ma rtinBub e r）这样的世界级才俊。    
    利沃夫是作为乌克兰的一个要塞而修建起来的，很多乌克兰人就不免感到奇怪，他们的民族在这座城市的鼎盛时代却没有什么作为。他们开始对如此之多的外来者满怀怨恨。在“二战”期间，他们抓住机会清理这一混乱的局面。一些当地的乌克兰人与德国人勾结起来消灭犹太人——当时犹太人占了利沃夫人口的百分之三十。战后，在斯大林发起的运动中，占全城人口一半的波兰人被驱逐。最终，随着波兰人和犹太人被清除，乌克兰人就离开了他们的村庄，在利沃夫市的空宅住了下来。    
    一来到利沃夫，乌克兰人就发明了一套新的理论，宣扬自己的优越性，以此来弥补多年的自悯自怜。他们向乌克兰东部的其他大城市（如基辅、敖德萨、顿涅茨克）看齐，发现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融合在了一起。东部的乌克兰人没有任何反抗就放弃了乌克兰语转而说俄语了，并与俄罗斯人通婚，开始拥护苏维埃制度。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悄无声息地将东部这些反对苏维埃制度的异类的乌克兰人开除，罪名是文化叛徒。    
    但是种族主义根本就无法在民族主义和怨恨的氛围下存在。除了古怪粗野的怨恨突然爆发以外，情形没有像西方的那么糟糕。当爱德华出现在赛场上或接到传球时，球迷也不会模仿猩猩吼叫；即便是球员之间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也无法与英格兰及意大利足球联赛中的情况相提并论。在卡柏地利夫队的衣帽间，乌克兰球员与尼日利亚球员之间从未有过公然的种族冲突。    
    这之间的区别在于，利沃夫共有居民83万人，而只有50名非洲人。除了爱德华和萨姆森外，其他人大多数都在利沃夫的大学学习，而且几年后就会离开乌克兰；人数不多就不可能产生摩擦或意识形态的冲突。这里既没有像英国民族党这样的边缘集团，也没有像法国让玛利?勒庞这类政客对这种怨恨煽风点火，将其上纲上线。乌克兰人的感情朴实，甚至都没法冠以“主义”这样的字眼。这种情感就像八岁的孩子拒绝去埃塞俄比亚餐馆吃饭一样天真淳朴，只不过是不喜欢陌生的事物而已。    
    跟随爱德华穿行于利沃夫街头就能明显地察觉到这种反应。当我和他在一家麦当劳坐下时，我抬头看见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她的红色衬衫上绘着一只黄色的小鸭子。小女孩正目瞪口呆地盯着爱德华。当她把爱德华指给她哥哥看时，他和她一样一脸惊讶的神色。他们捂住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孩子们的无礼让母亲觉得很尴尬，于是她试图将他们打发走，但是她也忍不住地把目光投向爱德华。当我向爱德华示意时，他说他们很可能除了在电视上以外就没有见过黑人：“这没什么。”    
    敌视尼日利亚球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与苏联解体以后的政治有关。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开始了文化与民族的重建工程。在语言与宗教这两方面表现出来的冲突都非常明显。利沃夫其他不会说乌克兰语的犹太人以及俄罗斯人备受欺辱，不得不开始学说本地土话。全城所有被毁于前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旧教堂都已经过修葺，焕然一新。政府恢复了无神主义博物馆，将巴洛克艺术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十字架重新在这些建筑内竖了起来；而且在山顶上、广场上，十字架随处可见。曾一度被禁止的复活节庆祝活动又重新被恢复，这一天人们在传统服饰和膳食上挥金如土。    
    在爱德华到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民族自尊心特别脆弱。进入苏联解体后的第十年，人们对社会现状已感到习以为常；乌克兰的重建工程似乎也停滞不前了。对于很多乌克兰人来说，他们的国家仍旧像是俄罗斯的殖民地。对此持不同观点的人也拿不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解决办法，他们建议乌克兰（或多或少地）依附于欧盟以及美国。    
    这种绝望在足球中也有所体现。乌克兰人认为他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足球民族，而现在他们想东山再起却只得引进尼日利亚球员。这一事实只能被理解为是一种耻辱，没有其他的解释。然而，这是最恶劣的短期思维方式。如果政治寡头们想要乌克兰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足球民族，为什么不把花在爱德华身上的钱用来投资培养年轻的乌克兰精英呢？尤里队长对我说：“我们可以用花在爱德华身上的钱培养出十名乌克兰球员。”    
    五    
    爱德华不愿承认自己有敌人或麻烦。他算得上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事实上，只有爱德华让周围的孩子们与他们的英雄一起玩乐。他还找来了一个孩子帮助自己练头球。训练结束后，他会走过来故意把小助手的头发拨得乱糟糟的。但是爱德华也尽量保持缄默，以免招来敌意从而影响他实现去西欧踢球的梦想。有一次我去爱德华的寓所拜访他时发现他很善于掩饰自己。他给我看了一些刚冲洗出来的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球队二月间的训练。我问他在乌克兰的冬季训练是否艰苦。“还行，不是很艰苦”，他这样说到。    
    他的回答在我面前不攻自破，因为我听说过乌克兰的冬天，想象得出喀尔巴阡山麓下的冬天是什么样子。这里的状况接近北极，以至于联赛在进行到一半时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整了将近四个月。每周都比赛的话就太残忍了。俱乐部休完上一次寒假回来时，一支军队花了七天的工夫才把体育场里厚达15厘米冰打破并清除掉。赛季在三月初春季解冻时重新开始。去年卡柏地利夫队在踢一场比赛时，温度计一直停留在零下30摄氏度；而即便是这样的温度在乌克兰也算不上特别离奇。    
    在爱德华的照片上，俱乐部正在积雪覆盖的场地上训练，雪地上用沙标出了球场的边线。就连气色红润的乌克兰人也都戴上了羊绒帽子、穿上了长裤以及皮大衣。很多为乌克兰踢球的尼日利亚球员都强烈抱怨，他们在这样的气温下无法控球。他们说冰冻的双脚就像两个大锤，而他们的球风却要求双脚要像凿子般灵巧。乌克兰的体育记者也指出，尼日利亚球员几乎都是在晚春和初秋气温较为宜人时才会进球。照片里的爱德华双手紧搂着身子；非常明显，乌克兰的冬季对爱德华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最令尼日利亚球员震惊的或许就是天气，但这却不是唯一让他们震惊的事。乌克兰的足球文化与尼日利亚球员所习惯的比赛风格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几乎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不同的是，乌克兰有自己独特的比赛套路。这种套路出自于一位名叫瓦勒里?洛巴诺夫斯基（Va le riLo b a no vs ky）的教练之手，此人是管子工出身。他将科学主义应用到了球赛上，他认为只要揭示出足球比赛的数理基础就可以精通足球。他创造了一个数值系统来表示比赛中的每个动作。根据他的预想，一组科学家将记录下每个传球、阻挡和射门。科学家们将标出“成功动作”和“失败动作”。他们收集的数据将由电脑处理并会给出对球员的“强度”、“主动性”、“失误比率”和“战斗力”等方面的评价。


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5）

    几十年来，洛巴诺夫斯基断断续续地执教于基辅迪纳摩队（Dyna mo），后来又担任乌克兰国家队领队。他的理论体系被几代教练和球员奉为真理，并加以吸收消化。甚至在他2000年去世以后，乌克兰的每场职业球赛中仍然会有科学家参与技术统计。这种体系注重一种非常特殊的比赛风格：体力与疯狂。球员们不知疲倦地努力积攒自己的绩点数。他们更侧重于积极防守而不是进攻，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挣到更多的绩点数。在某种程度上，洛巴诺夫斯基的体系是对个人主动性的扼杀。它根本就没有衡量球员的创造性和胆识。悬传和横传都能获得相同的点数，而令人叹为观止的假动作却一文不值。    
    乌克兰人对教练的崇拜与迷信加重了洛巴诺夫斯基的负面作用。乌克兰球员常常匆匆扫视他们的教练，看自己是否赢得了教练的赞许。球员作为人的因素在这片天空下毫无立锥之地。    
    乌克兰的足球运动和尼日利亚的足球运动迥然不同。尼日利亚足球盛行的观念将足球更多地视为一门艺术，而非一门科学。尼日利亚就是非洲的巴西：聪明、任性、有自己的风格。乌克兰球员则不管球在什么位置，只是一味疯狂地扑球；尼日利亚球员则注意保持体力，而且有选择地追球。此外，他们的进攻风格迥异。乌克兰球员主要通过快速搜寻防守漏洞，长传进球。他们经常按照事先制定好的策略踢球，球员们按照预定的模式移动，精细得就像放债人一样。而尼日利亚球员则习惯于一种更为深思熟虑的进攻节奏，靠技能和短传创造机会进球。    
    所有这一切就是爱德华在卡柏地利夫队成绩平平以及其他尼日利亚球员在乌克兰不能发挥他们潜能的原因。两年内爱德华几乎没有进过球。尽管他极有天赋，但是在乌克兰的球场上他看起来总是很不自然。当他射门时，场上自己的球员却不停地与他相撞，这是他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教练和队友要求他打防守。而他从没有学过阻挡的艺术，他总是铲球不及时，老是荒谬地犯规。    
    在我去观看卡柏地利夫队的比赛时，俱乐部急需赢上一场。还有两个月那个赛季就要结束了，而只要再丢一分，他们就会被降级。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爱德华自从加入卡柏地利夫队以来第一次被教练从首发阵容上撤了下来。在这场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教练让他作为一名替补上场踢了不到五分钟时间。爱德华在球场的右翼跑来跑去，但是在这段时间内球只有一次传到了他的脚下。    
    比赛结束后，我们在衣帽间外见了面。一比零小胜的结果让每位球员都欢欣鼓舞，或者说至少是松了一口气。    
    “祝贺你”，我对爱德华说。    
    “为什么祝贺我？我就上场了五分钟，什么也没有做。”    
    这种轻蔑的语气和毫不掩饰的不安全感似乎与他的性格根本不符。尽管爱德华的语气和声调暴露了他的紧张，但是他的话语总是表达出十分的自信。他说等自己的合同到期后，他打算去西欧参加联赛。“接下来，我想去的地方是西班牙。”在衣帽间外，他面临着一个可怕的事实：他在乌克兰的事业可能不会持续多久了。    
    爱德华的队友们都已换掉了队服登上了队车，车将会在利沃夫市区将他们放下来。一群卡柏地利夫球迷们欢呼着送走了他们。爱德华却没有加入队友们的行列。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官员挑中了爱德华去接受一次随机兴奋剂检测，他的教练班子也想量一下爱德华的体重。他们担心爱德华体重超标会影响他的速度。爱德华光着脚丫绕着卡柏地利夫队的设施转悠，身上依然戴着体检的装备。    
    “我不明白为什么教练和总经理要称我的体重。别人一个也没称。他们说我太重了，但是我来这里的时候是77公斤。”他轻轻地抓住我的胳膊肘，看我是否在听。“现在，我体重71公斤。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和我过不去。他们为什么和我过不去呢?”    
    场地管理员打断了爱德华，体育场要关门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爱德华别说了，让他收拾衣服后走人。    
    “你知道，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塞尔维亚教练伊万?戈历（Iva nGo la c）说。他随口举了一堆例子来证明自己。他的口音中有一丝巴尔干血统的痕迹。他多半时间住在维也纳。到夏天时，他会拔寨撤营搬到法国的一座寓所，就在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线上。在那里他与爱妻徜徉在宁静的山间小道。但是说他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倒不如说他骨子里是一个英格兰人。    
    少年时代的戈历就迷恋上了英格兰。在“佩花嬉皮”这个词还没出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贝尔格莱德时，他就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佩花嬉皮了。长发披肩的他对英国乐坛的痴迷近乎于疯狂。包括滚石乐队（the S to ne s）、纠缠乐队（the Kinks）和谁人乐队（The Who）等都是他崇拜的偶像。繁华时髦的伦敦有一个足球前哨，即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杯赢家英国队。他们踢球的风格充满了热情与华丽，戈历非常想加入他们。“我只想在英格兰踢球。”整整十年他都生活在自己的梦中，为南安普敦足球俱乐部效力，在翠绿的英格兰南部过着乡绅般的生活。    
    像爱德华一样，戈历苦于遭受着足球经济的操纵，四处漂泊。在隔海相望的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一支球队的任期刚刚结束后，去卡柏地利夫队的机会就来了。“一个朋友告诉我乌克兰有一家俱乐部，老板雄心勃勃。我对此很感兴趣。”到我们在维也纳咖啡屋坐下并要了份冰激凌时为止，他已经在乌克兰球队待了四个月了。刚上任时不是很顺利。戈历刚到，卡柏地利夫队就连连输球。他英国式的球赛思维与洛巴诺夫斯基思想熏陶下的球员们的习惯格格不入。球队领导们对他喜欢让球员们在赛场上随机应变一事倒吸凉气。当他想要球员们自己在场上做一个小小的决定时，他们就变得像足球白痴似的。“我很震惊。他们没有自己思维的权力。”尼日利亚问题也要解决。没人能够否认，球队引进外籍球员的这项化学实验已经产生了一个腐蚀性的化合物。    
    当我第一次会见戈历时，他告诉我他庆幸自己在战时没有去塞尔维亚。要把多民族的南斯拉夫给活生生分开，这让他感到既伤心又厌恶。在对乌克兰的种族主义进行谴责时，他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知道民族主义，而这里的民族主义如此强烈让我感到震惊。”    
    提及爱德华和萨姆森时他说：“他们都是好孩子。非洲球员要适应这里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零下25度还要训练。对于我们欧洲大陆的人来说这非常艰苦；我无法替他们设想。他们情绪很低落，很沮丧。这时你就得多关心他们，对他们要和蔼。”    
    听着他轻柔的充满信心的声音，我觉得他就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在训练过程中，我发现他批评球员时很讲究策略，而且从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我强烈要求他说说他的方法。“给我讲讲您的方法吧?”


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6）

    “我告诉他们，孩子们，你们有能力。我相信你们有志向。但是，如果你们不好好表现，不遵守纪律，没有足够的上进心，达不到我的要求的话，我就会把你们送回非洲。”我们的谈话把我的思绪带回一周前。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输球以后，教练决定祈求上帝保佑了。球队拜访了离卡柏地利夫训练场不远的一座乡村教堂，它离利沃夫市中心有15分钟的路程。    
    在基督教的家谱上，乌克兰有着自己的分支——希腊天主教。正如教堂建筑所展示的那样，它与俄罗斯东正教在自身特点和传统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这座乡村小教堂有一个炮塔，上面是一个与莫斯科红场一样的银色塔顶，塔顶沿着一条向东的曲线慢慢变尖。教堂里面有很多中世纪透视风格的画像；它们都陈列在一件三层的金叶祭坛上。    
    在球队班车去教堂的路上，他们与坐在马车上的一家人交错而过，农家妇女们正在院前的空地上用铁锹挖出一排排的沟来。当卡柏地利夫队抵达教堂的时候，教堂里的最后一场仪式还未结束。球员们排着队下了车，在教堂前的石头路上等着。像往常一样，爱德华和萨姆森站在一起。他们身穿训练运动衫和球鞋，看起来根本就不是来祈祷的。    
    在马路对面，教练和训练员们围成一圈等着。表情严肃，剃着军人平头的俱乐部总助教正和他们逗乐子呢。“爱德华老是不停地划十字。”他一边说着一边低下了头，像玩杂耍似的做了一个夸张的希腊天主教的手势。管理人员们都笑了。“我希望乌克兰的球员们也能常常那么做。”他两手紧握着仰视天空，嘲讽地微笑着。管理层人员又笑了起来。    
    在尴尬地等了几分钟之后，俱乐部的执行主任示意卡柏地利夫队该排队进入教堂了。乌克兰球员几乎在经过每一道门以及每一道弯时都在胸前快速地划着十字，他们的手就没有放下来过。在一个通道入口，他们停了下来亲吻边墙上悬挂着的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十字架。一个身着厚厚白袍满脸大胡子的牧师颂唱着礼拜仪式的结束。    
    当乌克兰人狂热地向牧师拥去时，卡柏地利夫队的两个穆斯林球员在教堂的后部停了下来。两人都来自于前南斯拉夫。尽管他们的精力似乎集中在仪式上，而他们的手却从口袋里换到了背后然后又放回了口袋里。乌克兰以及希腊天主教会曾积极地支持其斯拉夫塞尔维亚兄弟发动与波斯尼亚人的战争。当牧师的符杖往卡柏地利夫队员们身上点圣水时，这两名球员像斗牛士一样站到了旁边。    
    牧师一句话也没说，转身消失在圣坛后，又开始诵唱起来。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教堂前部移动，参加希腊天主教的仪式。爱德华试着模仿乌克兰球员，在胸前划一下十字，然后单腿下跪，吻一下耶稣的裹尸布圣像，再用布把唇印擦掉。然后，又做了一遍。    
    爱德华站了起来，跟着队友向金色的圣坛走去。在圣像前，他双腿跪了下来，在胸前划了十字，然后闭上了双眼，开始祈祷。    
    秉公执法的光头裁判科里纳是意大利足球的骄傲，而只有一个科里纳却是意大利足球的最大不幸。豪门贵族的暗中控制、当权政治家的公开庇护、保守乏味的球风和裁判的受重视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有争议性进球的集锦，黑哨横行的年代。


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1）

    皮埃路易吉?科里纳（Pie rluig iCo llina）的出名公然挑战所有体育巨星成名的规则。他留着侦探科杰克式的光头，面容憔悴，像患了结核病似的；（“Ko ja k”是环球家庭影像公司发行的一个电视系列剧）他的一双眼睛犹如影片《哗鬼家族》（Be e tle juic e）里的人物那样仿佛就要从眼窝里弹出来，一看到他这幅面容就会让人想起鬼屋。并且他跑起来就像一只鸵鸟。而更令他的名望不同寻常的一点是：他不是一名球员，而是一名裁判。    
    公平地讲，他不是一个官僚教条主义者。在他从事的这一行中他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凭着过人的沉着和敏锐的外交手腕，他已经主裁过世界杯决赛以及多场像马尔维纳斯群岛复赛中英格兰对抗阿根廷这样的激烈赛事。现在他名声大噪，常与大卫?贝克汉姆、齐内丁?齐达内以及其他体育巨星们并肩出现在阿迪达斯的广告中。美国顶级男性杂志《GQ》的时尚广告以及无数的杂志封面都登载了他在自己修葺整洁的别墅里和宠物小狗嬉戏的照片。    
    这种崇拜不仅在美国，就是在任何国家，看起来都有点怪异。但是意大利人赋予他们的裁判极高的名望。科里纳的同事们都曾担任过议会议员，退休后又进入了电视评论这个舒适的行当。意大利媒体非常关注裁判判罚的每张黄牌和被裁判忽略的每个拦截。就像给饭店和电影评级一样，报纸用星级标准来评价他们的业绩。他们定时公布数据分析，并且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来反映裁判判罚的真实偏差。在一档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审判》（Il Pro c e s s o）中，由记者和退役球员组成的陪审团剖析了每一项有争议判决的细枝末节。陪审员们用一系列科学的工具对裁判进行评判。16厘米胶片记录下了场上球员的动作，并进行超慢回放。《审判》就像一部辛迪?舍曼（Cind yS he rma n，美国女摄影家）艺术片，不断重复球员摔倒的镜头，这样，陪审团就可以准确地判断球员是否在假摔。    
    要理解裁判在意大利的重要性，首先就得简单介绍一下意大利足球的悖论。众所周知，意大利男人是这个星球的男性中最浮华的代表。他们在头上涂抹大量的护发品，花很多精力给袜子和背带搭配颜色。因为他们的时髦，这个世界上就有了Ve s p a（意大利产黄蜂牌小型低座摩托车）、普拉达（Pra d a，意大利高级皮具及时装品牌）以及伦佐?皮亚诺（Re nz o Pia no，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建筑。这个国家如此虔诚地热衷于美感享受，而它的足球风格却丝毫没有这一特性，这实在令人困惑。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意大利球员就开始运用一种叫做“四三三”阵形的高度防御型战术。这一阵形增加了一名后卫，使得防御又加强了一层，这使得本来就已经很牢固的后防线达到了一人防守一人的程度。这种战术通常不是很讲究进攻，进球都是在突然的反攻过程中将球迅速上传而获得的。而且进球很少，通常一场比赛只有一两个。进球机会如此之少，再加上极少有失误，球员们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一切对自己有利的形势。所以，关于意大利足球有一个最为知名的老生常谈，即意大利足球慷慨激昂地双手并用，大呼小叫地与裁判辩解。    
    尽管近年来“四三三”阵形被大加修改以便能够发起更多的进攻，但是意大利足球的整个体系依然如旧。抱怨以及小动作仍然是球员在比赛中争取优势的主要方式，球员故意假摔，企图蒙骗裁判以得到罚球。他们为每一次判罚的公正性而争辩，希望使裁判产生疑惑，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倾向他们。每进一个球，防守一方都要举起双臂以示抗议，好像这一动作可以让边裁举起手中的越位旗似的。    
    由于裁判对比赛的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一支球队都想方设法对裁判施加影响。每一年，裁判的任命程序几乎都能引发一场辩论。在现行的这种体制下，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委员会先对所有的裁判进行一次筛选，然后以抽签的方式从中选出最后的裁判。其中一名委员会成员的后台是最有实力的尤文图斯（J uve ntus）和AC米兰俱乐部（ACMila n）。另一名委员代表的就是联赛的其他成员。结果就是，尤文图斯和AC米兰常常操纵这一体制，为自己任命最为平庸的且思想狭隘的裁判。这样的裁判在面对这些极具威望的俱乐部时都会（下意识地）变得恭敬得多。著名的科里纳及像科里纳一样严谨的裁判就很少有机会给尤文图斯队的比赛做裁判。其他曾经给过尤文图斯队严重处罚的裁判只落得在意大利足球乙级联赛判球的下场。    
    这只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公开的操纵。很明显，更多的是在幕后操纵。AC米兰和尤文图斯操纵裁判遴选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这桩荒唐交易不可磨灭的罪证；它不禁让人们对俱乐部主席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达成的那些交易感到疑虑重重。每个人都能为这些私下里进行的骗人把戏作证，但是他们很少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那些被埋没的肮脏细节才会浮出水面。《米兰体育报》（Ga z z e tta d e llo S p o rt）曾在1999年曝光了罗马队（AS Ro ma）贿赂意大利顶级裁判们每人一只价值13 500美元的劳力士手表之事，报纸将这一事件称之为“钟表之夜”。据该报透露，没有一位裁判主动退还了礼物。    
    不可否认，尤文图斯和AC米兰从裁判那里得来的好处远比其他队得到的多。这并不令人震惊。那些一直以来就极具影响力的大球队似乎普遍受到裁判的偏爱。但是意大利操纵裁判更是一件蓄意已久的事。尤文图斯和AC米兰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去争取裁判的慷慨相助。而且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两支对立的球队，他们所反应的是这两支球队所有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双方的所有者分别是战后意大利势力最强大且风格迥然不同的两种寡头政治的代表。    
    尤文图斯只是阿涅利（Ag ne lli）家族的一个玩具。阿涅利家族是菲亚特汽车公司的所有者，同时掌握着米兰证券交易所的大部分股票。像其他欧洲人一样，阿涅利家族代表了统治阶层在20世纪全球化运动兴起之前那种影响了大部分拉丁世界的风格。尽管阿涅利家族的人都是实业家，在其实力如日中天之时他们表现得就像统治中美洲的地主世家一样—— 行为处事非常低调，更倾向于躲在幕后静静地操纵那些管制着其产业帝国的政客们。他们的这种羞怯则是意大利政治领域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根源：谁也不知道权力中心到底在哪里。这种情况加重了意大利人心里长期以来对阴谋的疑虑。这种迟缓愚钝的体制是这样运作的：北方的实业家、腐败的基督教民主派政客以及南部黑手党一起结成联盟来操控这个国家。政客们依靠实业家的贿赂为生，而实业家们靠政客们提供的政府合同兴旺发达。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反腐败调查中成百上千的政客们被起诉时，这种体制才轰然倒塌。    
    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除了20世纪60年代有片刻被中断以外，尤文图斯与阿涅利家族的影响力势均力敌。尤文图斯几乎成为了意大利人的国家队，它在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拥护者比其他任何球队都要多。但在20世纪80年代，尤文图斯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来自AC米兰的巨大挑战。野心勃勃的AC米兰把成功归因于其精力旺盛的老板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在短短的20年内，他靠房地产起家，之后又转入电视、报纸、广告和保险业，从而建立起了自己庞大的实业帝国。在1986年买下AC米兰后的第八年，他登上了个人权力的顶峰，当上了意大利的总理，本书撰写之时正是他的第二届任期。    
    根据一些左派批判家的说法，贝卢斯科尼身上那些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对民主构成了威胁，并预示着一个新独裁者的到来。像电影《公民凯恩》（Citiz e n Ka ne）中的媒体大佬一样，他操控着大众舆论，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评论家们认为，在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下媒体具有的影响力太大了。事实上，这些大佬们根本就不用与国有电视网络竞争或与那些在私有化和脱离政府管制的过程中伤了元气的国有公司抢占市场份额。像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样的寡头们既然能在全球施加影响，那他们就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巩固自己的寡头地位，使之在政治上更加牢不可破。


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2）

    但是新兴政治寡头与他们的前辈们有一个很关键的不同点。因为现在的这类寡头要在股市上买卖公司的股份，并且要和跨国公司进行贸易往来，所以他们很难掩藏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即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谦卑也会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像贝卢斯科尼一样，他们都是些乐于炫耀自己财富的暴发户。结果，每个人都对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心知肚明。当然，这不是在为新寡头们的罪行辩护——当然也不是在为贝卢斯科尼的贿赂、为私利而操纵政府以及其他被指控的罪行开脱——但是这能使他们更透明，这是民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战胜旧政权而取得的进步。    
    二    
    贝卢斯科尼买下AC米兰的时候，有着辉煌历史的AC米兰队正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善于媒体炒作的他给球队注入了外籍球员从而令AC米兰重振雄风。尤文图斯的风格则截然不同。他们一直都很强大，同时对自己长期积累下来的经济实力深藏不露。俱乐部的所有者阿涅利家族常常被称为是“意大利的非正式君主”。贝卢斯科尼竭力给自己塑造一种平民形象，而阿涅利家族更青睐一种贵族风范。    
    因为阿涅利家族从不炫耀其财富与实力，所以人们很容易就会低估他们。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初，阿涅利家族影响或控制了银行、保险、化工、纺织、军备、金融服务、水泥及出版等行业，市场价值达600亿美元，占整个米兰证券交易所资本总额的三分之一。菲亚特公司控制了Riz z o li出版王国的大部分股权以及几份重要的报纸，包括《晚邮报》（Co rrie re d e lla S e ra）和《纽约时报》的意大利版（Ne w Yo rk Time s o f Ita ly）。如果此等财力与势力还买不到巨大的权力，那就是怪事了。有一个老笑话，意大利总理就是个替阿涅利家族擦门把手的角色。阿涅利家族的人认为左右政府的政策是自己的权利。“实业家的本义就是行政管理”，吉安尼?阿涅利的祖父曾这样宣称。    
    尤文图斯的绰号是“老妇人”（Old La d y）；但是，由吉安尼?阿涅利这样有风格的老板经营的俱乐部获得这样的称呼听上去似乎不大可能。尽管有着大牌外籍球星，球队也时常举行娱乐赛，但大多数情况下球队的风格就如同他们身上黑白相间的队服一样单调乏味。他们对防守战术的热衷使得出现失误的余地极少但给裁判的空间却很大。不管怎样，尤文图斯扮演的依然是意大利足球非正式君主的角色。自从1930年职业联赛兴起以来，尤文图斯队共赢得25次冠军，14次亚军。    
    撇开尤文图斯所代表的完全垄断不说，它常常在赛季接近尾声时凭借有争议的裁决赢得冠军的记录也足以令人感到震惊。你可以在www.a ntiJ uve.c o m这个网站上看到模仿裁判的滑稽的画面。尤文图斯的对手被不可思议地判为无效的关键性进球很值得一看。你会看到足球滑过尤文图斯队的球门线却被无缘无故地判为无效进球。    
    这种由来已久的丑行中最近的一个例子充分证明了评论家们的言论。1998年，尤文图斯队赢得了所谓的“毒药赛季”冠军。他们之所以夺冠是因为裁判多次将尤文图斯对手的有效进球判为无效，而对尤文图斯队的犯规却不予以适当的处罚。尽管尤文图斯队犯规的次数比联赛中的其他任何队都要多，但他们受到的红牌处罚却是最少的，这种数据表现出的矛盾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那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尤文图斯对垒自己的劲敌国际米兰队（Inte rMila n）。尤文图斯的一名球员很明显地用身体阻截国际米兰队的巴西前锋罗纳尔多，而裁判却拒绝判给国际米兰队一个点球。片刻之后，在赛场的另一边，他却为一个明显的假摔动作（就目前所知的物理学定律还无法解释那个球员摔倒的原因）判给尤文图斯队一个暧昧的点球。整场比赛裁判如此感情用事，就连阿涅利家族的报纸《都灵日报》（La S ta mp a）都谴责将冠军奖杯颁给尤文图斯队：“当面临某种如此少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巧合时，我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那个赛季之后，尤文图斯队的势力再次成为公众热烈辩论的话题。在一次议会开会时，一个名为多米尼克?格拉玛姬奥（Do me nic o Gra ma z io）的后法西斯政客抨击了那些支持尤文图斯队的歪曲言论。“很多意大利裁判都拥有菲亚特车”，他在意大利立法机构的律师席上大声吼道。他的言辞深深地伤害了一位同僚，尤文图斯队以前的一位球员马西姆?莫罗（Ma s s imo Ma uro）。面对攻击自己俱乐部名誉的行为，莫罗叫喊道：“小人，小人。”几个戴着金色饰带的礼宾官费了很大劲儿才拦住格拉玛姬奥，没让他打到莫罗。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而带来更大的羞辱，副总理匆匆忙忙地宣布散会。    
    格拉玛姬奥的指控有一些过火。除了过去的几个零散的例子，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尤文图斯曾进行过数额巨大的行贿。然而，尤文图斯的成绩看起来太可疑了，不能仅仅将之简单地理解为意外的运气或裁判的失误。此外，我们对于阿涅利、菲亚特以及意大利战后政治寡头的伎俩太了解了。阿涅利用他完美而极富魅力的管理方式将菲亚特公司打造成了一个产业巨人。毋庸置疑，其管理策略中必然有向政客行贿这一条，而且他也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阿涅利承认菲亚特公司在前十年里用于行贿的资金达到了350万美元。尽管菲亚特公司的实力比多数企业都要强，但是它绝非是唯一一家在桌子底下给人大把塞钱的企业。在基督民主党（这一组织从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一直是意大利历届政府的基础）的垄断统治下，行贿一直是意大利商业中一大常见的特色。政客们与大企业签订合同并且通过提高关税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作为回报，企业帮助政府巩固基督民主党的统治，并且塞给政客们大笔小费以答谢他们的帮助。卡罗?德?贝内代蒂（Ca rlo De Be ne d e tti），这位经营着意大利大公司奥利维提（Olive t-ti，著名的意大利计算机公司）的商业巨头，把战后的意大利描述为“与其说像布鲁塞尔倒不如说更像阿拉伯露天剧场”。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净手”调查以后，这个体系崩溃了。阿涅利的得力助手深陷于各种贪污腐败的控告中不能自拔。菲亚特公司失去了政治庇护，被迫参与欧洲市场的自由竞争，在国外竞争者的冲击中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困境。它开始从非汽车产业中退出，集中精力来拯救他的核心产业以摆脱衰败灭亡的厄运。    
    而足球与政治就不一样了。在足球的世界里却没有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这些事件。尤文图斯的声望和优势几乎依然如故。但是现在他们遇到了一个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强大对手，那就是新兴政治寡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AC米兰队。


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3）

    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对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印象极为不好。他们称，贝卢斯科尼为了筹集启动房地产项目的种子基金而与黑手党相互勾结。而且，当贝卢斯科尼的政治后台逃往突尼斯躲避牢狱之灾，任由自己腐败的产业被曝光时，贝卢斯科尼只能参加竞选来获得政治职位。当他自己的记者们向他发难时，他常常使坏断送他们的事业。    
    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后，AC米兰绑架我就不是件令人愉快事了。这件事发生在AC米兰第六次捧得欧洲冠军杯的第三天（这一记录只有皇家马德里曾创下过）。那天早晨，我在旅馆的房间里给米兰的公关主管打了电话。他叫维托利奥，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几乎和机构里的每个人一样，他也是贝卢斯科尼的人。他数年前在掌控整个贝卢斯科尼企业王国的控股公司费宁韦斯特集团（Finin-ves t）以一名娱乐记者起步，尔后在AC米兰的官僚机构中平步青云。    
    “乘出租车15分钟后到这里，行吗？”他给了我一个地址，在米兰市最繁华的街道之一。那天我已经安排好了别的应酬，但是也不能拒绝他的帮助。    
    我到了之后，一个身穿皮夹克、留着胡须的人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说：“是弗兰克吗？请稍等片刻。”他拿起手机，转过身开始轻快而温柔地说起话来。一辆德国车开了过来，停在我们面前。“走吧，”他说，一边将手机从耳边拿开。我原以为我们会去喝杯咖啡或者到他的办公室坐会儿。现在却坐在一辆以典型的意大利式速度穿行在米兰市的车内，而且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在电话里他对于外出的事情只字未提，当然更没提我们此时在高速公路上的风驰电掣。    
    维托利奥终于把手机放回了口袋里。因为不知道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我感到很尴尬，我没有问那些明知故问的问题。但是不一会儿，维托利奥就和我聊了很多，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正在去一个名叫米兰内洛（Mila ne llo）的AC米兰训练场的路上。    
    “我们什么时候回市里？我今天下午还有应酬。”我问。    
    “那谁知道啊？”他在前排转过头来大笑着说。“别担心，AC米兰新闻办公室会好好照顾你的。”维托利奥拍拍我的腿说道。    
    AC米兰乐于树立光彩照人的形象。从米兰内洛这个听起来很华美的名字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米兰内洛，格状的台阶环绕着低矮的建筑物，这里还有一个玫瑰园以及许多景色宜人的小树林；如果说它属于一个拥有大笔信托基金的子爵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奇怪的。    
    “你可以在四周转一转。”维托利奥拍拍我的背，对我说到，“但是首先要做的是吃午饭。”在球队的酒吧间，他给我要了一份爱斯普利索咖啡，然后带我去行政人员餐厅。在这里，年轻的球员们正坐在豪华的高背椅子上舒适地用着午餐。    
    整个建筑被装点得很完美。球队的颜色被漆在了门上：全是红黑相间的横条。洁白的长沙发椅显得耀眼夺目，就像伊恩?施拉格（Ia nS c hra g e r，美国酒店大亨，“设计酒店”理念的先行者之一）旅馆里的那些长沙发椅一样。午饭后，维托利奥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房间的法式门正对着米兰内洛的训练场地。他让我在这里等着。在两天前的曼彻斯特欧洲冠军杯赛上，当比赛进行到120分钟仍然零比零不分胜负时，AC米兰队依靠点球取胜从而第六次夺得冠军。我正等着维托利奥回来时，米兰队的教练卡洛?安切洛蒂（Ca rlo Anc e lo tti）手里捧着球队新得的大奖杯喜气洋洋地进来了。在他身后跟着一群喝彩鼓掌的女服务员以及米兰内洛的其他员工。在教练与大家合影的时候，队员们一个接一个进了屋。我打开一本书煞有介事地看着。事实上，维托利奥精心安排了大多数意大利人拼了命也想看的一幕：一队世界顶级球员——曼努埃尔?鲁伊?科斯塔（Ma nue lRuiCo s ta）、保罗?马尔蒂尼（Pa o lo Ma ld ini）和亚历桑德罗?内斯塔（Ale s s a nd ro Ne s ta）。他们一一走上前来和我握手，轮流拥抱安切洛蒂并高举奖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和这些足球之神们简单地交流后，我也是满心欢喜。    
    我出去找到维托利奥时，他正坐在球队的酒吧间喝第二杯咖啡。    
    “帮个忙，我能去观看明天晚上的比赛吗？能不能帮我搞一张凭证或门票？”我迫不及待地想观看AC米兰队在他们自己未来的主场圣西罗球场（S a nS iro）的比赛。明天晚上他们将在意甲冠军赛（Co p p a Ita lia）的决赛中与罗马队一决雌雄。在这项长达一年的锦标赛中，将产生这个国家第二重要的奖杯，仅次于欧洲冠军杯。    
    “跟我来！”他对我说，耸了耸肩，“AC米兰新闻办公室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尽管无人得知尤文图斯如何争得裁判的优待，但足球评论家们都深谙AC米兰的手法，即操纵新闻媒体。他们给予我的这种坦诚开放的待遇就说明了这一点。尤文图斯队只是很勉强地同意它的球员与记者谈话，而且有时候就连那样都不行，而AC米兰则放手不管，任自己的队员去和记者闲谈几个小时。就连不愿接近记者的贝卢斯科尼本人也总是即席回答关于自己所钟爱的AC米兰队的提问。一次与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 lS ha ro n）在一起时，贝卢斯科尼讨论完中东和平之后又谈起自己不愿从曼联买下大卫?贝克汉姆的话题。    
    我曾跟踪报道过白宫以及美国总统的竞选运动，但就是卡尔?罗夫和凯伦?休斯在玩弄媒体方面也比AC米兰逊色。在我去观看意甲联赛的时候，一位新闻办公人员在大门前接待了我并给我一张门票。她吻了吻我的双颊并许诺要密切注意我的行踪。位于看台中场位置的AC米兰新闻记者席委实给三流作家们提供了最好的座位。与记者人数相当的美女，身穿印有AC米兰队徽的运动衣穿行于记者席之间，像客机上的空姐对乘客一样对记者们嘘寒问暖。    
    身为一名电视圈内的人，贝卢斯科尼一直以来就沉迷于塑造外表形象来诱惑观众。这就是他如此不遗余力地常年身着卡其色军装或者为了掩饰自己拿破仑式身材而身穿精心裁剪的对襟服装的原因所在。在米兰内洛训练场，场地设施负责人详细地向我介绍了贝卢斯科尼对景观的微小细节是何等地在意。他坚决要求修建玫瑰园和台阶。每当他要来视察时，景观美化人员都要把前面停车场上的汽车移走，这样才有助于贝卢斯科尼更方便地欣赏训练场地的美景。    
    但是，这种唯美主义仅仅是贝卢斯科尼制造奇观的一个诀窍（这是新型政治寡头的特点）。AC米兰队作为他最伟大的奇观见证了他的这一天赋。尽管AC米兰队还没有拉美和西班牙球队所具有的那种进攻意识，但是他却在意大利长期以来的“四三三”防守阵形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贝卢斯科尼买下俱乐部的时候，他引进了荷兰籍球员马尔科?范?巴斯滕（Ma rc o Va nBa s-te n）、扎着“骇人”长发绺的路德?古利特（Ruud Gullit）和弗兰克?里杰卡尔德（Fra nkRijka a rd）。这些球员在场上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进攻意识。整支球队打起比赛来更加具有观赏性，这点绝非尤文图斯所能比拟。最终，AC米兰多次夺得了联赛冠军以及意大利锦标赛奖杯。


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4）

    坐在圣西罗球场观看意大利甲级联赛决赛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这种壮观的场面是多么的富有震撼力和感染力。赛后，当球队已经夺取了本周第二个重大奖杯时，球场的灯光开始暗淡下来。黑暗中，“激进分子”（指极有组织纪律极富激情的俱乐部球迷成员）高高举起的喷着红色火焰的火炬更为耀眼夺目。激光照射在旋转不停的球队名字的图像以及刚刚获得的冠军杯上。随着摇滚主题歌奏起，球迷们跟着放声高唱，球员们穿过蜂拥的人群小跑着上场。随着他们在场上的出现，人群骤然停止歌唱转而高呼他们的名字。环顾四周，就连成年人也泪流满面。人们告诉我，我今天所见的这动人的一幕还不足以与这些年来贝卢斯科尼所创造的那些真正壮观的场面相媲美。最著名的莫过于被美誉为“现代启示录”（Ap o c a lyp s e No w）的那件事了。贝卢斯科尼买下俱乐部以后，在将俱乐部介绍给观众的时候他用直升机把球员载入体育场，与此同时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Rid e o f the Va lkyrie s）则响彻整个球场。    
    在与AC米兰队接触的每一刻，我都能感觉到这个组织善于操纵的绝技。但是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塑造媒体舆论呢？在罗马，我曾遇到一个名叫马里奥?斯康切蒂（Ma rio S c o nc e rti）的人，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正反两个方面向我解释了控制媒体的重要性。他曾任《体育之角》（Co rrie re d e llo S p o rt）的主编，这是意大利两家主要致力于足球报道的国家级报纸之一。2001年，他前往意大利更具传奇色彩的俱乐部之一的佛罗伦萨俱乐部（Fio re ntina）主管日常运作。在他雅致宽敞的罗马式寓所里，从地板到屋顶都点缀着现代艺术收藏品。其中有一幅加框的照片，上面的佛罗伦萨队球迷高举一幅辱骂他的标语。    
    斯康切蒂享有“意大利和睦的足球世界里的叛逆者”这一美誉，他是一个能极度自负地谈论阿涅利以及贝卢斯科尼权势的物。除此之外，他来自于佛罗伦萨。众所周知，佛罗伦萨人对AC米兰和尤文图斯赢得那么多次冠军而自己的主队似乎总是马失前蹄这一状况心存怀疑。如果斯康切蒂不是那么受人尊敬的话，我都会觉得他对意大利足球的评论是蓄谋已久。其观点太错综复杂而令人感觉似是而非，是对意大利足球的责难与偏见。    
    据斯康切蒂估计，操纵媒体可以使球队的总分提高六分，这就是冠军和亚军之间的差距。这种操纵再一次取决于对裁判施加的压力。他坚持认为媒体既可以将裁判们对尤文图斯和米兰的偏袒曝光也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如果媒体发起对裁判的讨伐，就能使裁判高度自觉以避免袒护之嫌，并且会下意识地更加努力地保持公正。    
    看过像《审判》这样的意大利电视节目，你就会清楚媒体是怎样给裁判们施加压力的。斯康切蒂自己就这么干过。2000年赛季期间，斯康切蒂的报纸就代表罗马队和拉齐奥队发起过一场运动。每一天，《体育之角》都揭露裁判们偏袒贝卢斯科尼和阿涅利的俱乐部所得到的具体好处。此后，斯康切蒂等很多人发现裁判们对拉齐奥队和罗马队变得大方多了。他谦恭地指出，在2000年以及2001年赛季罗马队都夺得了国家冠军杯。极少有人敢于这样指出媒体被操纵的事实。对于AC米兰，人们几乎不可能发现贝卢斯科尼是如何利用舆论机器为球队赢得优待的。但是，斯康切蒂坚信这种情况肯定存在。在我们坐在他的寓所喝汽水时，他列举了那些曾被贝卢斯科尼的电视网络聘为评论员的裁判以及那些曾在电视上受到评判的裁判。    
    对于贝卢斯科尼在足球和生活中的那些糟糕的传闻，人们很容易就信以为真。但是，人们对贝卢斯科尼的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不像那种典型的意大利精英。这一点从他的起家就可以看出。在意大利，暑假期间是没有人会去打工的，特别是那些不必靠挣薪水养家糊口的人。    
    尽管贝卢斯科尼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但他是靠假期时在米兰的游艇上当歌手挣钱上大学和读法律的。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就一个人低声歌唱，俨然一个法兰克?辛纳屈（Fra nkS ina tra，美国著名的爵士歌手）的形象。作为一名企业家，他总是喜欢效仿美国的模式。他靠在米兰市外修建一个雅皮士的住宅区而积累了第一笔数额巨大的资金。其电视王国的巨大影响力也归功于长期以来他为观众提供的影视大餐《达拉斯》（De lla s）和《鹰冠庄园》（Fa lc o n Cre s t）。尽管贝卢斯科尼在成为体育大亨之前是一位媒体巨头，但让他在国内家喻户晓的却是1986年收购足球俱乐部一事。当他1994年进入政界，开始竞选总理时，球赛巩固了他的竞选战略。仅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贝卢斯科尼的Pub-lita lia广告公司（意大利最大的广告公司，贝卢斯科尼一系列令人吃惊的财产之一）就正式为他组建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的基础就是AC米兰队的几百万球迷。广告公司将球迷俱乐部变成其政党在各地的总部。并且，Pub lita lia广告公司借用了一句足球的助威口号“Fo rz a Ita lia”——意思是“意大利，加油！”政党被命名为“意大利力量党（Fo rz a Ita lia）。”在政党的宣传文献中，Pub lita lia广告公司给意大利力量党的普通成员起的绰号也是“蓝衣军团”（意大利语为Az uri，蓝色）。这与国家队队员的绰号一样，因为他们穿的都是蓝色球衫。    
    贝卢斯科尼如此不遗余力地借助于足球是因为他的俱乐部正如日中天，连续在欧洲冠军杯赛上勇摘桂冠。他想给人们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在经济崩溃，所有的意大利政客都像是贪污腐化的失败者的情况下，他贝卢斯科尼是一个赢家。他不知疲倦地重申：“我们将把意大利建设得犹如AC米兰队一样生机勃勃。”他把足球比喻成社会，这就是其平民主义者的聪明之处。足球给了他一套可以赢得下层阶级共鸣的词汇，而他想把这个下层阶级培养成自己的政治基础。在阐述自己竞选的基本理论时，他告诉选民：“我听说球赛正处于险境，全在两个罚球进区进行，而中场冷清，无人占据。”    
    佛朗哥、墨索里尼以及大部分现代独裁者都曾无数次地将足球与平民政治结合起来。对于左翼评论家们来说，贝卢斯科尼与这些独裁者们的相似绝非偶然。他是他们的继承者。他们说贝卢斯科尼就像拉美那些军事独裁者一样已经彻底被腐化了。在他统治意大利的同时，他还拥有一个庞大的实业帝国，国家的赏赐以及政府对其实业帝国疏于管制使他受益匪浅。可以预见到的是，当他的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只会顾及自己的利益。尽管对于自己的腐败行为他曾经严肃地宣过誓，但在2003年，他通过了一项立法，使自己免于被起诉。他使做假账这一犯罪行可以免于遭受刑事处罚，而这正是他的公司正在受到起诉的一项罪行。    
    他的足球交易具有同样的特点。他可能不像阿涅利那样在幕后主动向给裁判和政客们示好，但是整个体制看起来总是在促使着他的利益不断增长。在足球方面，贝卢斯科尼在AC米兰队的代理人阿德里亚诺?加利亚尼（Ad ria no Ga l-liani）已经荣升为意大利足协主席，他拥有制定纪律以及就电视转播权进行协商的大权。    
    若在美国，对贝卢斯科尼的反对可能会让政府无法忍受。但是在意大利，选民并没有因为贝卢斯科尼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而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腐败现象在意大利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无法将罪责归在某一个人的头上。因而，那些指出其利益冲突的评论家们听起来就像伪君子。在他们的理想世界里，媒体不仅仅关注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他们期待有朝一日社会党和基督民主党能分别控制两个国有的电视网络，而对于政府合同这一主要的腐败媒介，这两个政党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真正为之自圆其说。    
    正因为这种对改革的一致反对，人们就很难单独将贝卢斯科尼挑出来出气。与旧时政治寡头的暗地交易相比，贝卢斯科尼的这些操纵都是公开进行的，就像他操纵AC米兰的媒体运作一样。2003年，当他逼迫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案特许他免受起诉时，意大利人能够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一些激进分子上街游行示威，但是大多数意大利人对此态度冷淡。


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5）

    我在一个雨夜见到了《晚邮报》的一位年轻记者托马索?佩利扎里（To mma s o Pe lliz z a ri）。他是AC米兰队的邻镇劲敌国际米兰队的一名狂热球迷。我选择托马索是因为他是对贝卢斯科尼的俱乐部批判最凶的人之一。2001年他效仿内奥米?克莱恩的反全球化的作品《拒绝品牌》（No Lo-g o），出版了一本有争议的书《拒绝米兰》（No Mila n）。这本书构思精巧，有点开玩笑的意味儿，但是更多的是狂怒地攻击一切与AC米兰有关的事物。此书列举了他最讨厌的以及最喜欢的十名AC米兰球员，因为他们的存在证实了这个俱乐部的低劣。    
    他的观点引人入胜，但最后却以违反直觉的夸张而结尾。在最后一章，佩利扎里表达了对贝卢斯科尼的感激，就因为他拥有佩利扎里的敌人AC米兰队。对于多数国际米兰球迷来说，这种说法无异于诅咒。贝卢斯科尼庞大的财力资助了一个毫不留情的反对者。但佩利扎里自己就像关心俱乐部赢得冠军一样关心俱乐部的精神健康和道德健康。他还坚持认为，正由于贝卢斯科尼与AC米兰的关系，意大利民众不再对AC米兰队的邪恶置若罔闻了。客观地说，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公众厌恶的对象。的确，佩利扎里看到了一种“回旋效应”（指对自己的言行起反作用，自食其果）。意大利民众已经聚集起来反对AC米兰队了，因为他们将它视为腐败保守政权的象征。    
    总的来说，并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证实AC米兰队的回旋效应存在与否。事实上，与之相反的事情却发生了。由于贝卢斯科尼的这些魅力四射的球员以及众多的冠军奖杯，AC米兰已经赢得了全国的支持，这很快就会使得尤文图斯队的广泛基础黯然失色。但在某些知识分子圈内，AC米兰正如托马索所期待的那样备受鄙视。为了阐明这一点，他把我带到一家叫做坎姆纳?拜雷斯的波希米亚剧院以及文化俱乐部去参加在那里举行一个诵诗会。自从贝卢斯科尼2001年再度掌权以后，坎姆纳?拜雷斯文化俱乐部就已经和国际米兰结成联盟，为国际米兰主办文艺晚会。在诵诗会上，国际米兰的外籍球员（来自哥伦比亚、土耳其等国）与来自他们祖国的作家们纷纷登台亮相。活动结束以后，国际米兰的球员、教练和俱乐部官员与支持国际米兰的知识分子们一道在剧院地下室内围着一张长形餐桌共进晚餐。这种晚会只可能发生在意大利左翼分子身上，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反霸权思想。    
    那晚，我和托马索参加了坎姆纳?拜雷斯的文艺晚会。俱乐部为了向国际米兰队的阿根廷籍队长雅维耶?萨内蒂（J a vie rZa ne tti）表示敬意而举行了诵诗会。俱乐部的每个人似乎都认识托马索。一个来自国际米兰有线电视台的报道组截住了他进行了一个快速采访。黑衣靓女们堵住他亲吻他的双颊。我们离开人群，把外套放在了衣帽间。托马索低声对我说：“我不得不警告你，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绝没有夸张。他们真的是共产主义者。”我们走出了房间，他用肘轻推了我一下，用头给我示意了一下挂在木质横梁上镶框的相片，相框里的切?格瓦拉正注视着我们。    
    像所有的波希米亚剧院一样，拜雷斯剧院看上去摇摇欲坠。舞台设在一间荒凉的装有梯级登板的黑屋内，屋里还有些嘎吱作响的长木椅。人们围成了一个圆圈举行诵诗会，萨内蒂被一群戴着眼镜的男女围在中间。他坐在一张桌前，面前摆着一个麦克风，上面包着与国际米兰队的球衣颜色一样的布料。他在座位上换了一下坐姿，等着节目开始。    
    晚会由剧院经理主持。他是个中年人，身穿亚麻衬衫，敞着怀。他对国际米兰慷慨激昂的赞颂之辞提起了观众的情绪。他高度赞扬了俱乐部的“反布什、反贝卢斯科尼、反美”世界观。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他提及了俱乐部长期以来总是与冠军奖杯失之交臂的记录。与美国资本主义道德规范不同的是，国际米兰球迷相信“生活中有比赢球更重要的东西”。    
    一群记者、小说家及诗人在他之后轮流走到麦克风前致词。他们每个人都向国际米兰和萨内蒂致敬，他们中的很多人与主持人一道站在反资本主义的阵线上。在致词的过程中，经理双手献给萨内蒂一幅为表示对他的敬意而专门绘制的油画。    
    如果试图给国际米兰强加一个左翼的身份就不免令人感到有些矛盾。首先，将国际米兰与反全球化运动牵扯到一起就毫无意义。国际米兰归一个石油大亨所有。尽管他对左翼怀有同情，甚至也曾经染指过政治生涯，但他却以不知廉耻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着国际米兰。其次，当他们试图将世界大同主义精神移植到俱乐部时，却只能尝到失败的苦果。他们永远也超越不了一个事实，即国际米兰代表的是意大利北部那些憎恨移民胜过憎恨国内所有人的小资产阶级。在国际米兰赛场的看台上，种族主义的口号和标语要比贝卢斯科尼俱乐部的口号和标语多得多。    
    这已经不是意大利左派的反理性主义以及不和谐的第一例了。意大利民众沉迷于浪漫政治的程度整个西欧的任何国家也难出其右。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大审判、《希特勒-斯大林互不侵犯协定》、镇压匈牙利起义以及拆掉柏林墙等事件把人们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门给关闭了，但意大利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却从来就没有降低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仍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大选中共产党不是一个小角色，他们所得的选票经常接近总选票的三分之一。    
    诅咒意大利左翼的还有另一个祸根，那就是势利的倾向。它们已经将贝卢斯科尼与AC米兰变成了比阿涅利与尤文图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恶棍，原因就在于贝卢斯科尼属于社会的最底层。正如一位报纸专栏作家所称：“他引进了低俗的美国电视剧和电影；他说下流笑话，一副滑稽的丑态。”有人针对其产业王国的起家做过一次名为“金钱的气味”（The Od o ro fMo ne y）的重要调查。他真正的祸根似乎是他沾有的“暴发户”的气息。    
    左翼对贝卢斯科尼的狂怒反应破坏了与其战斗的能力。贝卢斯科尼的对手们都是两鬓斑白的政客，他们大多具有学术血统，性情温和（例如贝卢斯科尼的劲敌罗曼诺?普罗迪，Ro ma no Pro d i，他炫耀自己热衷于自行车赛，而这项运动远不及足球的群众基础广泛）。但他们根本无法满足意大利民众对巍巍奇观的渴求。他们不停地攻击贝卢斯科尼，所指控的那些罪名都已经被公之于世了。好也罢，坏也罢，选民也原谅了这些罪行。像国际米兰的知识分子们一样，他们好像很荒谬地与自己的潜在支持者毫不沾边了。    
    用餐时，托马索和我坐在扎内蒂的对面。他很感激同时也很高兴和我们一道用餐。“你来自什么地方？”他用西班牙语问我。餐桌上，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舒心随意的闲谈渐渐转为了一场场关于国际米兰队过去功绩的激烈的辩论。这些知识分子们非常乐于赞扬球员们神秘的素质以及他们的艺术敏感性，就像晚上的活动刚开始时他们拥戴扎内蒂一样。被夹在双方对话的中间，扎内蒂听得很是专心，还一边抬起头来关注一下其他参与者的表情。刚开始时，他试图插话谈一些为国际米兰打比赛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人们却没有听到他的话，我判断这可能是因为屋内太喧闹了。餐桌上的人们只顾争论国际米兰过去的英雄，却忽视了他们刚刚还大加赞赏的国际米兰现在的这位英雄，几分钟以后，扎内蒂退出了谈话，独自一个人快速吃掉了自己盘子中的比萨饼。尔后，这位英雄礼貌地与众人道别，捡起自己的油画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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